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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我逃避校园霸凌的经验 在中关村二小全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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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改革制度本身,消除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及社会土壤,即便我们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下调刑事责任起点年龄,加大对未成年罪犯及其监护人的惩罚力度,甚至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恐怕都无济于事。因为对能够游离在法律体系外的权贵及其子女来说,任何惩戒手段在他们那,早就已经“免疫”了。

我的初中记忆,充满了灰色的基调。那时候我以为,像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我就读的那种差校,因为此前的小学阶段,我也的确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在此之前,我一直认定,只要自己努力,逃离那个群体,也就能够彻底远离校园霸凌。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没能成为自己期许中的那种“社会精英”,但起码也是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一路走来,如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那个曾经让我痛恨、让我厌恶的群体基本已被排除出了我的社交圈,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我的子女也不会与他们有任何交集。

但现在看来,校园霸凌以及对校园霸凌的漠视、纵容,同样存在于像北京中关村二小这样的名校。说起中关村二小,那真是“名校中的战斗机”。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该校的信息,诸如“拥有全国唯一一支由小学生组成的交响乐团”、“绝大部分学生达到英语口语3级以上水平”等牛逼哄哄的讯息扑面而来。而上一次中关村二小受到全民关注,就是因为其周边“每平46万”的天价学区房风波。

能够入读如此学校的学生,其家庭背景不说是非富即贵吧,起码也是城市中产阶层,而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目标吗?如果我们奋斗了几十年,总算能够把子女送进自以为最优秀的学校,与一帮“精英子弟”成为同学,却还要面临头上被扣“装有便纸和污物的垃圾桶”的校园霸凌,那我们奋斗的意义又在哪里?事实上,那篇《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之所以这两天会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除了是为对当事家长直面校园霸凌的勇气表示支持,同时也是出于对学校漠视、消极态度的愤怒。至于我,它还意味着,此前我个人关于如何逃避校园霸凌的经验,突然全部失效。

我不知道,中关村二小在此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冷漠态度,是如我从前在那些差校所观察到的那样,仅仅由于不擅长处理这类问题,没经验,还是说实施霸凌的学生家长有什么特殊背景,令校方处理起来投鼠忌器?但它至少表明,或者说暗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即便我们再努力,把我们的子女送进再好的学校,他们依然无法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平等——无论是平等的班级地位,还是一视同仁的对待;至于将来走出校门步入社会,这种平等的身份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获取,就更加是一种奢望。而这与其说是个教育和管理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体制之弊在某处细节上的投射。

换言之,不彻底改革制度本身,消除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及社会土壤,即便我们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下调刑事责任起点年龄,加大对未成年罪犯及其监护人的惩罚力度,甚至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恐怕都无济于事。因为对能够游离在法律体系外的权贵及其子女来说,任何惩戒手段在他们那,早就已经“免疫”了。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东方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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