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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保守派六大法宝战胜胡耀邦

第一,靠老教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八十年代以后成为最大教条的四项基本原则,经常成为那些保守派用来打压对手的“尚方宝剑”。第二,靠老资格,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仗着自己在党内的老资格,当共产党这个家里的最大的“婆婆”,专断独行。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左”和右的势力此消彼长,斗争激烈,社会也在偶尔的停滞中发展,总算也有成就。令人遗憾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势力却在最后能战胜胡耀邦,他们靠的是什么?作为亲历者胡绩伟总结出了保守派战胜胡耀邦的六大法宝。本文节选自《争鸣》2009年6月号,胡绩伟口述,姚监复整理。

胡绩伟旧照

(一)从我和邓小平的三次交锋谈起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实行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邓太宗,他搞的是一个专制垄断的社会。以前对邓的评价就是集权专制或独裁专制,我的看法却稍有不同︰集权专制主要指政治上的专制,但邓小平不仅在政治上专制,对整个政策,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都是专制的,“垄断”一词比较全面。

作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亲身经历者,我以本人和邓小平直接交锋的三次经历为例,简要地说明“专制垄断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第一次交锋,发生是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两次会议期间。当时,我既是四川代表团成员,还是主席团成员,邓小平则是主席团的领导小组成员。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言,中心思想就是︰民主是一个国家制度,不是一种作风。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我还在发言中对汪东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人民住房很紧张,可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汪东兴却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利用职权,在中南海内非法耗费国家大量资金,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华住宅,建筑面积达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达一千二百八十六元,比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的造价还要高出一倍以上。据估算,这个钱如果用来修居民楼,可以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房问题。我提出,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发生在我们主席团的成员中,应该予以罢免。这个发言得到了其他代表的拥护,可是邓小平却批评我:“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名单,你还提意见?!”他还把这个发言印发到各个代表团,惹得大家议论纷纷。事实上,邓小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虽然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经过政治局批准,如果经过批准而不能讨论,那就不要列在议事日程上去。既然列到议事日程上去,那就是要大家讨论提出意见。我这么说,他也不说什么话,也就算了。其实,我这个发言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三个人,还有我们人民日报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协代表余焕春。“对汪东兴实行罢免权”这个话,不仅我在四川代表团讲,王若水也讲,余焕春在政协也讲。我讲得很简单,他们讲得很具体,比如豪华住宅的防震墙玻璃是多少层、花多少钱等,结果影响很大。这样一来,就引起中央的注意。以后的一个会上,汪东兴就不能不做检讨,接着中央撤销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后来提出辞去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获得批准。汪东兴的问题算得到了解决,说明我的发言是没有错的。

这是我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交锋。从这件事我看出︰第一,在邓小平眼里,人民代表大会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不用讨论,通过就行;第二,官官相护,维护贪污腐化;第三,邓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在提出“两个凡是”以后,汪东兴是积极拥护,而且处处打压反对“两个凡是”意见的急先锋,即使他犯了严重的贪污罪行,邓还是保护他的。从这一点也看出邓的政治立场。

第二次交锋和一九八一年批判白桦的《苦恋》有关。当时的《人民日报》明确表示不参与批判,于是《解放军报》就写了一篇文章批,胡乔木还几次催促我要《人民日报》转载。我和几位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军报这篇,还是使用文革时期大批判式的调子,扣上什么“反社会主义”、“卖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帽子,很多文艺界的人士看了之后都很反感,所以《人民日报》不登。其实,《苦恋》这篇小说里无非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祖国,可祖国不爱我。”后来胡乔木就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召集了当时的文联主席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新华社社长曾涛,还有我,一共四个人,当面责问我为什么不登。我说,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文革时期“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那一套,我们不转载。周扬、朱穆之、曾涛也同意我的看法。我还说,尽管他这个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到了没有饭吃、只能去河里抓鱼、吃生鱼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说出“我爱祖国,可祖国不爱我”,也情有可原,只能说作家在写作语言上考虑不够周全。邓小平就抓住这点说︰“既然有不够的地方,咱们还是可以批判的,你们人民日报自己写一篇。”周扬就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是作家出的事,应由文联负责写一篇文章进行批评教育,然后交《人民日报》发表。这样一来,邓小平也不能不同意,但他最后又讲了一段话,认为现在文艺界思想混乱,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还很严重。他还以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话剧《于无声处》等文艺作品为例,认为这些都是伤痕文学,“文革”都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

这里,邓小平此时已经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他把伤痕文学归罪于中央领导的软弱涣散。那时的领导人主要是胡耀邦,这话的矛头自然也是指向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个要搞思想统治、思想垄断的人,而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也是毛泽东的继续。这说明从那时起,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而且已经开始认定胡耀邦是支持自由化的,已经对耀邦定下了以后赶他下台的罪名。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当时胡耀邦组织《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了今后的方向应该是反“左”为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邓力群就叫他的秘书向中央告状,说这篇文章只讲反“左”,不讲反右。于是邓小平就说,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偏向性,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当场就顶他,我说,小平同志,你这个话也对,但不全面。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过,任何时候都有主要矛盾,领导人应该抓主要矛盾,在反“左”反右的过程中,反“左”应该是主要矛盾。我还列举了邓小平、陈云已经讲过的主要讲话,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这样一说,他也没办法再说,只好承认。后来,邓力群在会议后组织人起草会议纪要,用了很长的一段话引述邓小平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讲话,好像《人民日报》这篇社论还是错了。邓力群叫他的副主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虽然这篇社论是胡耀邦组织的,但劝我应该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不应该把责任推到胡耀邦身上。这个话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意思就是让我把这个责任推掉。我对他说,《人民日报》登的东西都由我来负责,如果是错了,我当然要承担责任,更不会推掉。况且这篇文章本身没有错。他们把纪要原稿给我们看,我们都不同意,这样对胡耀邦的个人影响也不好。当时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是秘书长,大家都在推胡耀邦当总书记。我说,你们在这个时候发这个纪要,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这就把邓力群揭露了。他后来也把这个通报压下来。邓力群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体现了邓小平的意见,要反“左”也要反右。

这次会后,我发现邓小平是一贯的“左”倾。“左”倾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但是,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跳过资产阶级革命而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左”,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左”,不是右。在1972年,周恩来传达林彪的错误就是“左”倾,江青他们就反对,王若水写了一封信问毛泽东,林彪是“左”还是右,毛泽东最后说林彪是右,右得不能再右了。这说明“左”右之间的斗争历史比较长久,直到今天,是反“左”为主还是反右为主,仍然是一个问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右,邓小平后来说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是“扩大化”,胡耀邦闷头着手平反冤案,结果发现百分之九十都是错的,那你怎么说是“扩大化”呢?!在写“九评”的时候,写作组的领导人是邓小平,他的极左思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极左,但也不敢直接批,而是批假右真“左”。

胡耀邦后来的罪状就是“一手软”,“一手硬”。“一手软”指的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纵容。从1979年西单墙到1980年北京大学的选举、1986年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的学潮,胡耀邦的罪名是在领导精神文明建设时“软弱涣散”。(关于邓一贯反右的问题,我有专门文章,这里不多说。)

(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自由民主?还是专制垄断?

胡耀邦和邓小平代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

这两人之间长达十年的斗争,首先表现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我用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形容耀邦同志是一开始就插上了两个“腾飞的翅膀”,自始至终都坚持思想理论研究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而邓小平却在意识形态方面搞专制垄断,一开始请来了两个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作为左右助手,专门打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但邓小平复出给中央的信却讲的是︰“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里面有好几个“凡是”。邓小平以后还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这就是四个“凡是”。我们就比较隐晦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针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提出是人民民主专政;针对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提出的是︰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针对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提出有真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提出,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些亮出争论的鲜明主题的文稿,都是胡耀邦推敲、审查、批准发表出来的,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还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中,胡耀邦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能“以钢为纲”,也要注意轻工业和服务业,不能忽视人民的生活。1981年四月,他发起了“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为止。在这些讨论中,邓小平的势力却多次出来阻挠,例如当时有个张浩事件,让当时在安徽的万里很被动。后来万里调到北京分管农口,这才逐步把包产到户推广开来。胡耀邦支持搞承包,还提出要发展农林牧副渔,胡乔木就公开表示反对。他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鱼塘承包是搞资本主义,让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给顶住了,他写了个调查报告给中央,说乔木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民日报也发文章表示支持。这时,邓力群又把马克思搬出,说社会主义不能雇工,但事实上乡镇企业早已雇工。胡耀邦新官上任三把火,平反冤案、真理标准讨论、支持包产到户、废除人民公社,功劳很大。

这里须纠正一下,现在纪念改革开放,都在说搞特区是邓小平的功劳,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九七七年冬,我去深圳,当时我站在分界线的山坡上,看见我们这边是一片荒凉,而那边的香港却是一片繁荣。当时广东的负责人是习仲勋,他提出应该学习香港。在当时有一个很大企业招商局的骨干人物叫袁庚,主张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开闢一个自由港口,也就是蛇口工业区。习仲勋让我去那里看一看。吴南生在一个帐篷里接待我,他把蛇口的规划讲给我听。后来蛇口工业区慢慢发展成为深圳特区。特区这是习仲勋、任仲夷他们先搞的,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坏的传统︰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领袖干的;一切好话都是领袖说的。虽然邓小平主张特区发展经济,但是规定这是经济特区,不能搞政治特区。原来计划是要把香港的经验慢慢引进来,但仅限在经济领域。后来深圳特区发展很快,胡乔木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看,回来得出一个结论︰特区除了国旗是红的,其它都是白的。他对特区很反感。后来中央决定要扩大沿海五个特区的时候,胡乔木又出来反对。他写了篇文章,叫《中国的租界是怎么来的》。要知道,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但现在的特区是我们自己搞的,怎么能相提并论?!后来海南变成了特区,有关部门又划出一块地方,让资本主义国家到此投资,胡乔木就说这是卖国主义。胡乔木骂特区,其实是附和邓太宗的意见,因为邓是不许引进资本主义所有先进东西的,只是引进经济领域中一些先进的东西。他把市场经济叫做商品经济,但市场经济一直到今天还是政府干涉市场,市场还没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国际上还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总的来说,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区别主要有两点: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邓小平是搞跛脚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让八亿农民先富起来,是富民政策(他在贵州的一个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实际上是先让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起来,对一些私营企业先富起来却受到了国营经济为主的种种限制。所以那些“先富起来”出现了严重的暴富。现在全国上下贪污腐化日趋严重,已经形成权贵资产阶级,是富官政策的结果。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发展了,不用管其它。事实上,仅仅盯着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不可取的,在貌似繁荣的下面,隐藏了许多矛盾,如两极分化等。邓小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其它都没关系,并且用经济发展来压倒政治改革。他所谓的对外发展,重点是依靠国外,弊端也很多。

(三)保守势力战胜胡耀邦的六大法宝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左”和右的势力此消彼长,斗争激烈,社会也在偶尔的停滞中发展,总算也有成就。令人遗憾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势力却在最后能战胜胡耀邦,他们靠的是什么?我总结了他们的几大法宝,分述如下︰

第一,靠老教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八十年代以后成为最大教条的四项基本原则,经常成为那些保守派用来打压对手的“尚方宝剑”。

第二,靠老资格,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仗着自己在党内的老资格,当共产党这个家里的最大的“婆婆”,专断独行。

第三,靠大批判。无论是批周扬,批王若水,批我的“人民性”,还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无不扣以大帽子,用的尽是“文革”时期那一套政治手段。他们搞政治迫害,无法无天。比如在一九七九年的理论务虚会上,胡耀邦的发言是经过我们这些主席团成员通过的,但会议最后邓小平作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连会议领导与组织者的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

第四,搞宫廷政变。1987年召开的“生活会”,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人在邓小平的授意下猛烈攻击胡耀邦,要求其做检讨,把他逼下台。事前不知情的习仲勋当时就明确表示,这是不合乎程序的做法:“你们没有权利讨论总书记的去留!”

第五,搞阴谋诡计。1985年胡耀邦做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我们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因为当时胡耀邦要出国,他就把各种意见统统交给了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秦川,要求秦川先进行修改,等他回来再讨论发表。但胡乔木不经请示就把稿子先拿到《红旗》杂志发表,然后让全国广播,逼着《人民日报》也不得不登。这篇讲话在海内外造成了很坏影响,一直保持开明形象的胡耀邦,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乔木这种搞法弄得耀邦有口难言。

第六,搞武装力量。“文革”以后,邓小平一直表示不担当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但军委主席一职却无论如何是要当的,因为只要掌握了军权,就掌握了国家。1987年十三大通过决议,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任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国家主席为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这样,邓小平居然凌驾在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后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六四”以后,曾有人指责是杨尚昆命令让军队镇压人民,杨尚昆喊冤,“我有什么权力调动军队啊!”邓小平才是最后拍板采取武力对学生进行镇压的人。

“六四”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也叫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这两个运动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视为眼中钉的同志。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现在没有人进行研究和统计。

(四)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上来

2008年,谢韬提出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刊文表示反对。我左右寻思,感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词更为合适,虽然多少有些万不得已。

自一九一二年满清倒台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话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党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延安时期,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作了一个《论新阶段》的大报告,还发表了一个《告全国人民》的公开信,在这里毛也讲得很清楚。毛泽东把它归纳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需要实施几十年。毛泽东认为,不能从资产阶级社会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性质不能混淆,之间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毛泽东还说过,从中央到地方,都须经过人民选举,后来他还说,我这个新民主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经过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以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宪法和人民政协的纲领上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三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的结束,毛泽东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称中国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刘少奇所坚持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反动的。之后,他提出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等等,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他在“文革”前就已经发动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认为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中国要搞一个最纯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提出要抢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也造成了后来“文革”十年的浩劫。

我考虑过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为什么他们不赞同?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和平斗争,不搞武装斗争,军队为国家所有,政党不能拥有军队;第二,搞多党制和议会斗争,就不能搞一党专政;第三,搞混合经济;第四,不搞思想垄断。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共党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虑提新民主主义比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党的领导下;第二,军队不变;第三,经济上维持公有制为主;第四,在共党领导下,逐步地发展思想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胡赵新政”的十二年里,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十二年。我认为,在一个党的领导下还是可以搞一定的民主。比如在台湾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都是先例。但是现在的中国,要出现象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很难。邓太宗去世以后,只能指望领导集团里产生比较先进的人物或派别,然后由他们去推动改革。我不主张“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体制外不一定都讲民主,体制内不一定就是假民主。我不认为“胡赵新政”十二年是假民主。胡耀邦提出理论研究自由、思想自由,提出从党内民主推向社会民主。赵紫阳在民主方面比胡耀邦还强调民主,又有很大的发展。可惜“胡赵新政”仅仅十二年就被邓小平扼杀了。可以设想,如果按照胡赵的本意,如果能够坚持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胡赵新政”会发展出更好的情况,就会出现更新的景象。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只有为这个历史阶段搞几十年,甚至更长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在我看来,胡耀邦、赵紫阳的“十年新政”,是重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是成功的十年。胡耀邦没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但当时于光远写过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个提纲,据光远同志对我说,后来胡耀邦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表示同意。“胡赵新政”之所以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是由于胡、赵坚持共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胡赵新政”中,能够平反冤案、反对“两个凡是”和推行“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和经济改革,是由于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否定了中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也就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就重新承认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将长期在中国存在。从1937年到1953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还是成功的。关于这一方面,我曾有专文来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从1953至1976年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事实。

当然,关于“胡赵新政”中胡耀邦存在的若干缺点和不足之处,这不只是受到短短十年的限制,还受到很多来自邓小平等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的重重阻挠。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来评价,所以,我以为不要苛责古人。现在重提重建新民主主义,也不能照搬延安时期、建国时期和胡赵时期的一套办法,也要按新的历史条件有新的发展。有一条应该肯定,应该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应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反帝的任务现在没有了,但反霸权主义、反恐怖的任务还有;以前反官僚资本主义,现在应该反权贵资本。中国长期处在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对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我已经在我的著作《胡绩伟自述》第四卷中有所论述。在我的有关“胡赵新政”一系列的论述中,也已经有特别的阐明,这里也不多说了。

2009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六四”二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在此我建议,先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以后逐渐平反“六四”,通过提高宪法地位,保障人权,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如果说,当年胡耀邦推进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开始的话,那么今后要从纠正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开始。邓小平在世时搞出了许多新的冤假错案,现在的党政领导的首脑应该对此做出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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