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与妻子的合照（网络图片）
这个圣诞节，关注大陆法治、人权的万千网民注定不会过的平安，因为雷洋案。在经过了7个多月的纷扰、起伏之后，这起备受关注的涉警案件，最终还是被有司高举轻放，化解于无形。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邢永瑞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或许是担心这个决定“吃瓜群众”接受不了，检方随后又发布了一则长达3800余字的“答记者问”，从十个问题角度对此案作了解答，“然并卵”，哪怕北京警方也出来站台，表示将对邢永瑞等人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都无法冲抵不起诉对公众的刺激。
如果说2016年还有什么司法案件能与前不久平反的聂树斌案相提并论，那么我想就要数雷洋案了。与聂案一样，雷洋案也是一波三折。要是将5月7日雷洋身亡雷案引爆，到6月1日北京检方对邢永瑞等五人立案侦查这一段，视作“第一季”的话；那么此次的不起诉决定势必引发“第二季”的围观，就像律师段万金所言，从司法程序来讲，这远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下一步，家属还可以持不起诉决定书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当然，鉴于目前的形势，估计没几个人会对刑事自诉的结果抱太大希望。
在“第一季”中，雷洋的家属、其人大校友，以及媒体记者、律师群体轮番上场，勠力追问的无非是案件的细节与真相：雷洋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嫖娼？在所谓的抓捕过程中，警方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对于这些细节上的抠问，丰台区检察院这一次在通报及随后的“答记者问”中，倒是基本都给出了详尽的答复。但细节是有了，真相和正义却依然还在飞。通报及“答记者问”不仅没能平息争议，相反，其行文中多处不自洽的表述，甚至激起了更大的舆情反弹。
比如，检方一方面承认“在制服和控制雷某过程中，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脚踩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并认定警员“执法行为超出合理限度，致执法对象发生吸入性窒息”，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但另一方面却又根据一些笼统的诸如“统一执行公务”、“雷某妨碍执法”等模糊理由，得出了邢永瑞等五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结论。难怪“人民日报评论”都忍不住要假公号留言之口质问：轻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事实与结论是否逻辑脱节？
至于雷洋死因部分的表述，由于出现了“不排除与死者生前在饱食状态下……等因素有关”的字眼，更是唤起了许多人对于“喝开水死”、“睡姿不对死”、“躲猫猫死”等中国特色离奇死法的记忆，也为段子手的创作提供了最新的素材。一时间，围绕“吃得太饱”的段子，以及“别吃太饱”的奉劝铺天盖地。有的说，天蓬元帅要不是吃得太饱喝得太醉，也不敢调戏嫦娥，不调戏嫦娥，也不会被贬下凡脱胎成猪；还有的问，知道“wuli朝鲜”为啥能够三代世袭还固若金汤吗？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不让百姓吃饱。
和在雾霾事件中的表现一样，段子虽然无法给出答案解决问题，却往往一针见血直指症结，并能够避闪正面评论的言说风险，所以仍不失为一支舆论奇兵。当然，雷洋案又不完全等同于雾霾，活生生的一个人之死，无论如何让人也没法像面对雾霾时那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只是正面追问何其之难，在互联网上，“雷洋”二字早已成为敏感词，就连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侠客岛”上那篇纯粹归纳梳理的文章《不起诉》，在发出短短几个小时后也遭删除。清博公司的舆情专家傅文仁老师肯定知道，这种时候愈是删帖，愈可能将舆论引向阴谋论的方向。只是傅老师似乎忘了及时将这些人生经验卖给他的客户，否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当然，这些还都是技术层面的细节问题。事实上，雷洋案发展到这一步，至少在舆论层面，细节问题已经不是最受关注的了，舆论的出发点也不全是基于事件本身，而演变为对警权扩张、司法护短的愤怒宣泄。在这方面，无论是公安系统还是整套政权体系，又实在有太多的把柄。民众无需列举太多案例，只要不动声色地反问一句：如果双方掉个转，一群草民打死一个警察，结果又会怎样？就足以让有司的各路喉舌哑口无言。
也正是基于此，面对舆论汹汹而来的愤怒、质疑和指责，政府方面毫无还手之力，其拙劣的应对技巧，更每每适得其反。就像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北京政府新闻办发的那篇《法律面前，雷洋和警察首先都是无辜者》，初衷是想洗地，结果却火上浇油。睽诸此后的舆情走向，可以说，平反聂树斌案所好不容易收拾起的一点“吃瓜群众”对于法治的幻想，又被毁坏殆尽，相反杨佳的名字却一再被人提起，受到肯定。
这当然是雷洋案的外围影响了，对于雷洋家属来说，它已不是重点。但就像我此前在评论贾敬龙案时提到的那样，就社会心理、社会情绪而言，正是这些外围影响积累起民众对于政权对于体制的怨念。大变局的结果，倒还可能真如北京政府新闻办的洗地僧说的那样，雷洋和警察都是无辜者，当然，不是首先，而是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