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选骏《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一文指出：
还是旁观者清，逃亡台湾的人一语道破了大陆“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之间的血肉关系。我相信，将来历史档案解密，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或是维基解密的白化症患者们关注中国了，也许就会出现“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的主题。
因为，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是“奉旨演出”，为江泽民朱镕基“三个代表”理论鸣锣开道的。
1992年，李泽厚在美国丹佛市作了题为《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良不要革命”》演讲。这是李泽厚出国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李泽厚回顾了自己从“倾心革命”到“怀疑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分析了为什么辛亥革命“未必必然”和“未必必要”的原因。提出“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指出改良“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复杂的调停、协调、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杂著》第307页）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李泽厚厚颜无耻地指出，“······我始终拥护邓小平紧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这两条，并也认为一切有关的政治改革，包括各方面的民主、自由，也只有在这前提下，根据中国的情况，有计划和有步骤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地逐渐前进、推进，才能真正搞好。”（《杂著》第313页）但李泽厚也指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杂著》第319页）
后来“告别革命”还出版了对话录。对此，海内外的一片“声讨”浪潮。
为什么呢？
因为，“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虽然在大陆，《告别革命》被列为禁书，至今不准出版。官方学者批判“告别革命”是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反马克思主义，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但是，“告别革命”是为“三个代表”打前站的，到海外来试试水温的，而这毕竟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念，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把国产化为党产和私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李泽厚指出，“‘革命’可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长期以来，中共所强调和突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它的“阶级性”、“斗争性”、“革命性”，什么事情，前面只有冠以“革命”一词，似乎就显得特别崇高、神圣、伟大，这已成了不容半点质疑和动摇的定论。至今不是还有人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不是还有人呼唤“文革”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有钱了，富起来了，需要三个代表了。
（二）
本来，李泽厚刘再复这件“脚夫的工作”、“轿夫的工作”、“交付的工作”······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和六四屠杀的血迹一样，被人渐渐忘记。但是“李泽厚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38ha11）还怕世人健忘，故意发出《刘再复：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一文，刺激大众的麻木。
这厮写道：
一九九二年秋天，刘再复“受聘”到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邀请我的是系主任柯罗教授和著名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教授。我到Boulder时，李泽厚先生刚出国，胸中的中国情结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我则仍然是满脑子“中国”。因此，总是倾听着李先生关于中国的讲述。当时他说得很多，但有两个基本观念让我难忘：一是中国很大，很丰富，很复杂，看中国一定要宏观地看才能看清楚。微观之下，到处是问题；但从宏观看，它还是在进步。二是我们要对过去进行反省，也只能着眼于大思路的反省，即基本理念的反省。这两点一下子把我“点破”了，当时我立即想到：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如果不是守持“继续革命”的大思路，而是把民族生活重心及时地转向和平建设，那就好了。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泽厚兄的时候，他立即表示，我们可以就基本大思路的问题进行对谈，就叫做“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我非常高兴，马上想到应当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框架了。于是，我们便以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革命”为中心不断地对话。这中间又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历史、伦理学和种种意识形态。在科罗拉多高原上，上帝把我们抛到一起，我意识到机会的难得。我知道眼前这位熟悉的朋友是中国最有智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有幸和他对话，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学习，为了探索真理。因此，他所讲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漏掉。一九九二年秋我到瑞典之前，对话已基本完成。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宿舍，我的妻子开始整理出录音的部分，我作了修正，然后又由她誊抄一遍。而记在脑子里的那一切，我则一页一页反刍出来，写在稿子上。一九九四年回到Boulder时，我便把整理完毕的稿子交给李泽厚先生，他很快就进入阅读与修改。其态度之认真，很让我感动。大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于一九九四年底，全书就基本上定型了。我选择了一些章节在《时报周刊》（台湾《中国时报》社所办）刊登，而把整部书稿寄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副社长刘文良，他立即发稿，第二年（一九九五年）便正式出版了。大约是书名很显眼，加上“革命”主题是大家所关注的题目，因此，第一版很快就卖完，接着又印了两版。关于《告别革命》的成书过程，我在序言中如实地记录于下：
一九九二年一月初李泽厚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科罗拉多，他在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罗拉多大学(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两小时的高速公路。于是，我们见面、打电话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谈论。抚今追昔，海阔天空，谈哲学，谈文学，谈中国，谈美国，谈毛泽东的乌托邦悲剧，谈邓小平的“实用理性”，谈政治、经济、文化、情爱的多元。在国内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泽厚视为师长，认真读他的书和他的文章，并深受他的学说的影响。那时我们虽也常见面，但彼此都太忙、从未像此次赢得如此充份的时间进行如此充份的交谈，在遥远的异邦，天长地阔，我们竟能同处一地，这真是天降的学缘。
开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但我很快就发现李泽厚谈论的内容许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过的，他的许多学理性见解非常独到和宝贵，确实称得上“真知灼见”。这两三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的急速变迁中，社会问题极为庞大而复杂，也因此，学界各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别多，加上商品潮流的冲击，人们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也喜欢故作惊人之论和故张怪诞离奇之目，让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在这种状况下，我特别感到李泽厚的充满理性的谈话，非常难得。我所说的理性，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李泽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对两者负责：一是对历史负责，一是对人民负责。有责任感才有理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国内学术界就遭遇到两面夹攻：一是极左教条主义攻击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轻朋友抨击他过于“保守”，但他在众声喧哗中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理性之路。
在整部对话录中，有一小半是靠录音整理出来的，而大半则是靠记忆而书写下来的。当然，两种方式最后都由李泽厚作了仔细校阅和补正。我所以能记下来，一是因为李泽厚的谈话思想明晰，便于记忆。我平素读书就注意读思想，不太注意读文采，所以脑子中的思想胶汁比较多；二是我对李泽厚格外尊重。《犹太智慧》中有句悟语：对人心悦诚服可帮助你的记忆。我对李泽厚正是心悦诚服，格外尊重，并觉得，他的宝贵学识，是值得我调动生命的黏液去把它嵌进自己的心灵之中的。无论是在上学的年轻时代还是已当上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都这么想。在当文学所所长期间，我常借着可坐小车的“特权”、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皂君庙去听他“坐而论道”，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读到他的《康德哲学和主体性论纲》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我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次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令机械反映论作雾散雪崩，而《论纲》就是我的起始之点。所以我一再说，大陆主体性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李泽厚。关于这一点：文学研究所的两位优秀的年轻学人陈燕谷和靳大成在《刘再复现象批判》中曾作过精彩的表述。他们说：“必须公正地指出，在我国，主体性问题是李泽厚首先提出来的。当‘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很多人还处于思维混乱的情感宣泄状态时，大部份人还在抚摸昨日的‘伤痕’时，李泽厚即以其独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为创造成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宝贵的思想启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思想纲领的制订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刘再复在内。《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主体性论纲》以及《思想史论》三部曲，他的著作一再成为当代文学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对康德、对马克思的主体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与发挥，使这种思想像一股暗流潜伏在每一个热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
《告别革命》出版之后，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反响。会有反响，我是想到的；但产生如此强烈的两极性反响。倒是在我意料之外。所谓两极性反响，就是肯定性反响和否定性反响。
（三）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刘再复二人转一唱一和，煞费苦心地给人充当轿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虽然他们的三个代表打乱了共产党的先锋队，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化公为私、瓜分国库的“三个代表”过程，却给底层民众带来横遭剥夺的巨大苦难。这种内外勾结、暗箱作业，其实并不怎么体面，又怎么值得在二十多年后来拿出来大吹特吹。
李泽厚刘再复有没有想过：当你们受聘鼓吹告别革命的时候，天安门广场那数万冤魂还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历史给出一个无偿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