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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魏紫丹:对仲维光“做人底线”之论证

首先,我把各人的基本论述摘引如下:

仲维光:人性的底线

共产党的每一个发展和扩张,都是他们无视正常法制,无视人间伦理、契约,残暴肆虐的结果,共产党每一个退缩和失败,包括他们时常说的所谓落实政策、平反冤狱,都是民众对抗和反对,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而让他们感到恐惧时的结果。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证明不是如此。

共产党从来没有过因为天良发现做出了退让或悔改,这甚至包括那些在党内受到过整肃的爪牙。这就是给刘少奇平反,刘家闭眼不追究根源和罪犯;给邓小平平反,邓小平不反毛泽东;被整肃多次的胡耀邦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冲动的原因。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说,共产党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天良!

所以历史的答案就是共产党自己所承认的,共产党不是普通人类制造的,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是我们所说的“人”!

他们伸出中指,不只是拒绝共产党,还要我们每一个人审视自己作为“人”的良心!为此,我们要感谢廖亦武先生、穆勒、施莱博先生!……而如果你直视照片,你就一定会清楚,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See more at: http://www.aboluowang.com/2014/1227/491959.html

孙丰: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何为“做人的底线”所追问的是人为什么能够做人?而“反共”只是为能正当地去做人所必须的条件,因而反共是历史或时代做为合规律的过程所提出的任务,也可以表述为是历史的使命,或历史的现阶段的进程。与“做人”的底线无关。

人所以能够“做人”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反共。请想想:65年前共党尚未统治中国时,难道那时及以前的人就不做人了吗?那时的人也必须“做人”呀!在还没有共产党的条件下,他们又哪来的“共”可反?难道他们无“共”可反就没有“做人”的底线了吗?(<消息树>时政杂谈)

后面,再展开我的论证:

我们把宇宙间一切可感知的事物(事是占时间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空间。物是占空间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时间),统名之曰“形”。形一分为二: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为器。道再一分为二:阴、阳之为道;器者物也,物再一分为二:矿物、生物与人。

没有生命的物叫矿物。矿物没有为物增加新的属性,是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生物为物增了加新的属性,即生理性——生理上的新陈代谢。研究它的学问叫生物学。生物分为二:植物与动物。

没有意识的生物叫植物。植物没有为生物增加新的属性,植物学所研究的仍然是其生物性。动物为生物增加了新的属性,即意识性,其标志是目的性。杯子里水浅、乌鸦喝不到,它会啣石入杯、提高水位。瓶子里的油,老鼠喝不着,它会用尾巴从瓶口插进瓶里、去蘸油。高级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的行为中,或显或隐地都含有目的性。动物再分为二:禽兽与人。

仅能用神经去感觉事物、展开活动的动物是禽兽。禽兽没有为动物增加新的属性,所以,动物学里只研究禽兽、不研究人。因为人具有新的属性,人为万物之灵。“灵”在哪里呢?曰:“心之官则思”。人有心、能思维。如果说,禽兽的认知与活动只限制在最低级的感性阶段,那么,包括知性在内的理性认识和包含理性认识的实践,就是,具有“心之官则思”之属性者,那是非“人”莫属的。故曰:人者人心也。得其心者得其人——得到或得解他的心,就掌握或认准了这个人。又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此理的“理”,就是理性;因而就把“理性”这个概念用来界定人,而把“兽性”这个概念留给动物。

如果一个人一点理性都没有,你还能把他算成一个人吗?属于这个情况下,一点理性都没有的“人”,在现实中有没有呢?有。死人自不必说,活人也是有的,活人如植物人、疯子、胎儿等。或有人问曰:“难道你说胎儿也不是人吗?”敬请稍安勿躁,听我慢慢道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胎儿尚不是人、尚是个生物体。”当他演化为社会体,具有了一点理性的时候,就有了做人的资格。所以我认为,有一点理性乃是做人的底线。当我对这句话、画上句点时,刻不容缓的是立即对“理性”一词加一分说:理性有好、坏之别。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绝对”有很高的理性,却“把坏事做绝”呢?对此问题,我要做如下的解说:把理性比作一条数轴线,把“没有理性”做原点(0);向右的射线表正数(+),是指好理性,其本源是出自良心、良知;向左的射线表负数(—),基本内涵是伤天害理。正数和负数互为相反数,0的相反数仍是0。上面我说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绝对”有很高的理性。这里的“绝对”是指负数的绝对值而言的。负数的绝对值越大,则表明负理性越大,负能量越大,因而就进一步表明这个坏人是坏得越狠、反人性反得越决绝、越不留余地。

当我说一个数是5的时候,无需加任何说明,它就是指(+5),你不会误认为是指(—5)。同理,当我说“做人”的时候,断然是指做好人、做人性健全的人,而不是做坏人、做绝灭人性、伤天害理的人。

对人的分类,以性别做标准分为男、女两大类;以道德做标准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以阶级做标准分为官、民两大类;以年龄做标准分为老、少两代人;以种族做标准分为白人、有色人种两大类;以民族做标准分为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两大类;。。。。。。在各种不同的分类中提取出的同类项,就是“理性”。有人说:“人是政治动物”;也有人说:“人是社会动物”。但都不如说:“人是理性动物”。理性把人从动物中提取出来。如果不讲理性,猴群有猴王、虎群有虎王、蜂群有蜂王;蚂蚁的活动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分工合作;它们不也都成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了吗?但只因为它们没有理性、没有心智,所以只能是动物而不能是人。又,为什么有的人会被称为“人面兽心”呢?是的,只要有理性,你就不好说他不是人。但他的理性是负理性,虽俱“人面”即人形,却没有人心,不讲良心、却又俱“兽心”,那他到底算是个什么物件呢?他到底是什么、我并不关心,我的关切中心是,他总不能算是“人”吧!至此,是否可以这样来界定: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正理性,即人类的良心、良知,才是人性之根本呢?

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我们之所以断然弃绝“六亲不认”的做人态度,就是因为它违反了做人的根本。共产党“六亲不认”,原始人也是“六亲不认”,但这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意义有所不同的。前者的旨归是专指进行迫害——这类意思而言的,后者是从交往方面,如只知其有母不知其有父、直至表现出的乱伦关系而言的。前者是反人性、绝灭人性,“共产党彻底毁灭人类的天良”。后者是非人性、是兽性的残余。固然,“六亲不认”是没有人性、失去做人的根本。而共产党反人性、绝灭人性、彻底毁灭人类的天良,则比兽性还坏、连不识人伦的猪狗都不如!刘宾雁说:“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没有这种反人道、反人性,中国的革命也不可能胜利。”(流亡海外学者评析中国共产党HYPERLINK"http://www.voachinese.com/a/a-21-w2005-07-04-voa35-58362477/1078310.html"美国之音2005.7.4)为了反人性,共产党就残酷地把具有崇高、美好人性的载体统统进行肉体消灭,如对林昭、张志新等无计其数的党内、党外的人们。你们看,他们的革命是何等地伤天害理啊!革命胜利的实质意义,竟然就是坚决、完全、彻底地消灭人性!

在维护人性、与消灭人性不共戴天的意义上,仲维光说的“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就是个唯一正确的命题。

孙丰反驳道:何为“做人的底线”所追问的是人为什么能够做人?而“反共”只是为能正当地去做人所必须的条件,因而。。。。。。与“做人”的底线无关。

“底线”是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词,跟“起码”以及孙先生说的“必须的条件”,意思大致相同。逻辑术语比较准确,就是“必要条件”。没有必要条件、这个事情就决不会发生,有了这个条件、事情也不一定发生。底线就具有这种性质。具备了做人的底线,你不一定就“能正当地去做人”;若不具备,那你是万万不“能正当地去做人”的。这就是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不同。具备了充分条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不具备、也有可能发生。充分必要条件,简称“充要条件”,则是,若具备它事情定会发生、若不具备它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在我们明确无误地阐明“底线”的定义之后,再来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判断。

所有共产党革命的目标都是完全、彻底地消灭人性,其手段又都无一例外地都是要把国家变成绞肉机。对此,任何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能不义愤填膺、要求把它打倒、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吗?在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你决不可能表示赞成、也不可能会忍耐,我断定你起码会反对的!“起码”就是“底线”,“做人”就是做人格健全的人,用仲维光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其实,这句话与孙先生说的——“‘反共’只是为能正当地去做人所必须的条件”,是同一意思的话。可是这就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他说出的这话就是“妥当”的,而仲先生说的同一意思的话,却是“此话不妥”、“与‘做人’的底线无关”呢?

孙先生写道:在还没有共产党的条件下,他们又哪来的“共”可反?难道他们无“共”可反就没有“做人”的底线了吗?

否。先生之言差矣!反共,不是为反共而反共,逢共必反。不是要遵循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才不会因为共产党要吃饭,就坚决反对吃饭,就坚决要把自己饿死。我们并不反对共产党要吃饭,也不反对共产党这个组织群体,更不反对这个组织群体中的每个成员,而所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且仅是——共产党的“党性”。所有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都是坚决、完全、彻底地消灭人性;而其其手段又都是无一例外地要把他当权的国家变成绞肉机。这个目标和手段,就是凝结在党性中的这个党的恶毒的灵魂。反共就是专反他的“党性”,別的不反。

党性者,集反人性之大成也,乃是人性之大敌。大敌当前,有坚决消灭之必要。你不坚决消灭他,他就彻底毁灭你。仲维光说:“共产党从来没有过因为天良发现做出了退让或悔改,。。。。。。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说,共产党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天良!”

良心是人性之本,人性是文化之本,文化是历史之本,历史是国家民族之本。共产党的哲学和实践,都是不讲良心的。毛泽东得意忘形而又冷酷地说:“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有那麽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麽马克思主义。”(毛选五卷第198页)其实,毛对谁也不讲良心。他对兄弟姐妹有讲吗?对妻子儿女有讲吗?对亲密战友有丝毫良心吗?就以他对为他打下江山的农民说吧,也“是很没有良心哩!”为他打天下,战死的是农民,他坐天下后饿死的是农民,被盘剥的是农民,被逼缴公粮卖馀粮的是农民,被剥夺国民权力而沦为二等国民的仍是农民!他用以哄着让农民心满意足的办法是,让他们在地主身上踏上一隻脚骗得阿Q们便口喊着“大救星”,眉飞色舞而又忘乎所以地做出冒傻的尽兴表演,体现出一句地方戏的潜台词:“有为王在马上,比官儿还大,思一思想一想,我是皇上!”

你说毛泽东不讲良心,刘少奇讲吗?毛的秘书叶子龙“宣扬毛的桃色事件,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诬衊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22页)个人,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你就有权不经司法部门就可枪毙一个人吗?联繫到刘对毛是个大淫棍再清楚不过,这件事就不仅表明他无视法制,而更表明他大大地昧了良心。至于周恩来,他一贯是昧着良心以求生存,在儒雅其表皮、马列其内瓤下,做了数不胜数的落井下石,屙脓尿血的事。周温情脉脉,体贴入微,让许多人提起周就感激涕零。但支配其一生的,是党性,而不是人性。这是理解周最重要的前提。黄警魂是黄埔一期的学员,与陈赓、徐向前为同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仰慕周而加入中共。黄自军校开始就成为周的追随者,深受周的信任。由于黄警魂在党内斗争中受挫,对前途绝望,想要重新回归国民党。周恩来得知后派人用绳子将他勒死,埋了起来。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最倚重的干将。后顾顺章被捕叛变。周迅即派人将其住处的亲属朋友十余人用绳子勒死掩埋,并用水泥封盖。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爱棠村掘尸案”。([原创]张国焘刘少奇周恩来命运之比较,王从圣于2014/1/11:11:26发布在<凯迪社区>史海钩沉)

总之,要想在共产党里找健全人性、富有良心的人,不能说是“大海捞月”、恐怕也得说是“大海捞针”。对全国的知识界也不多看好。最令人噁心的表现是:有奶便是娘,见奶不认娘,为奶出卖娘。对娘犹如此,确证了一句大白话:“良心全叫狗吃了。”由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所以,奶就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因而也祇好“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人啊!堕落到这步田地,不知廉耻为何物。牟宗三说:“什麽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五代人无廉耻,代表人物即是冯道,也如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难道自甘下贱吗?但是,五代这个局面就把人糟蹋得无廉耻。大陆上,黄帝的子孙,哪能没有廉耻之心呢?为什麽能够出现四大不要脸呢?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才使得人无廉耻。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较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牟宗三先生1979年7月在东海大学的演讲)

各行各业的人不见得都关心政治,但祇要你有良心,共产党就把你当成他政治上的敌人。法轮功何罪?一个清纯的音乐家杨逢时有何罪?祇因为,如她自己所说:“有人对我说,你是音乐家,何必管政治?我说,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人若没有了良心,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艺术家若没有了良知,创作则失去了灵魂。我是个作曲家,我不懂政治。”(《黄花岗》创刊号第126页)为此,她就被中共拒之于国门之外,有家不能归。这里有个底细,共产党是个昧良心集团,他决不见容讲良心的人。洗脑就是消灭良心。不会昧良心就是没有改造好。昧良心者多了,便对中共做的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不仅无动于衷,且会入股分红。张三一言说:“最大问题是今天有很大部分的读书人是被党包养起来的,是被党收买了的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良心,没有了独立人格的人。今天中国的御用文人之多是史无前例的。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知识份子就相对弱势了。这就是为什麽今天中国文人中反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声音分贝那麽高的理由所在。从而也说明在中国民间笔杆子与这些御用文人斗争之困难。”《争鸣》、《开放》、《动向》、《黄花岗》、《观察》、《北京之春》等,便是民间笔杆子在海外办的刊物。它们能坚持发刊,实在是一支良心的凯歌!同时它通过还原历史真相,复兴中华文化,又在呼唤着和鼓舞着良心!

共产党员也有有人性的,比如对于用脚把张志新的头颅踏在砖头上、给她割破喉管,然后枪毙。这样做,就只有少数党员能下得了这个狠心,而绝大多数党员则由于良心发现而持反对态度。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党性不纯的,其中之佼佼者更是反党的。例如在北航上大学的、共青团员王容芬,因看透文化大革命所作所为、伤天害理,就破着牺牲性命、上书毛泽东,声明退团。当然,也应当看到和承认,党外也有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不乏其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如刚提到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不要脸人物。既然,反共专指反党性,那么,在空间上就不能局限于党内或党外,只是重在党内;在时间上就不能局限于党出生以前或以后,只是重在党出生以后。让我举例说明,像阿Q精神这种民族劣根性,并不是只有在鲁迅写出《阿Q正传》之后才出现的,因而不能说在这之前批判这种精神就是无的放矢。

刘宾雁总结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反人性历史,概括为:“中共的统治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毛孔,毛泽东的狠抓思想和灵魂又比斯大林更加成功地实现了对於人的心灵的专政。那三十年中国人受到的非人对待,中国人丧尽人的尊严而自轻自贱、自我践踏和自暴自弃的程度,无疑超过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而邓小平的以钱财、物欲诱惑人们远离政治的实践,又正好从相反的另一面有效地补充完成了毛泽东的人性破坏工程。”(北京之春,1997.7)

魏立言笔名紫丹,1993年从安阳教育学院教育系丶系主任岗位退休。主要着作有《教育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研究》等四本教育学术论着和《还原1957》一本史论着作,及许多文史哲论文。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来稿首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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