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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出身杀人 北京贫协主席亲自铡杀十六人

——按出身杀人

中共发动的“文革”运动造成2500万人非正常死亡。(网络图片)

有一天我们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鬼见愁”,借以辱骂我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是“你们放心”,作为回敬。那时辩论会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一块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警察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不会追究红卫兵造反派打死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事。

当时传来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画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黑五类家庭成员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湖南省道县县委书记熊丙恩,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称:“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画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4千多人,被迫自杀的300多人,涉及全县36个公社、2700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在道县所在零陵地区蔓延,全区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黑五类忆旧》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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