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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250万大陆居民逃亡香港

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与香港岛之间,中国出现了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偷渡潮,史称“大逃港”。30年内约有250万中国大陆居民冒死越境逃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成功者,活至今天,揭开了这段血泪历史;惨烈者,或葬身怒海,或客死途上,再也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7月的香港书展中,《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与逃港故事”文化专题讲座中,与读者见面签书。书中再现了大陆民众偷渡香港的历史。陈秉安还请来三位当年的逃港者,亲述生死经历,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大陆民众逃港原因

陈秉安从1987年开始,用了22年时间,探访、搜集并以特殊途径拿到史料,写成新书,记载下50~70年代中国深圳边境的三次逃港高潮﹕1957、1962、1979。1949年刚所谓“建国”,1950年国人就开始逃港。三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1957年反右倾,1958年大跃进,1962年中印战争,1958~1962的大饥荒,1962年仅新疆边境就有六万民众叛逃苏联;1979年毛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中越战争等。

《大逃港》中写到:中共建政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作者认为,逃港“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讲述时,陈秉安眼眶潮湿,说很多人为到对岸吃一餐饱饭而冒死潜逃。因为即使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又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饱饭。当时港英政府的政策是:无论如何会给逃难者吃饱饭。他难过地说,有人长期饥饿,竟因这餐饱饭而撑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思聪遭到批斗。

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思聪遭到批斗。1967年1月,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维基百科)

1967年发生一件轰动的事: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港。他抵港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潮。逃港浪潮不仅涉及普通民众,还包括知识分子、军人,党团员、甚至中共干部。逃亡群众来自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省、62个市县。

陈秉安因工作关系,能看到政府部门的史料。2007年广东省又解冻2万份机密文件,于是他掌握到一个真实的数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万,其中约250万来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众外流,甚至使边境村落成为“鬼村”。书中写道:“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大陆民众逃港方式

逃港有东、中、西三条路和三种方式:走路、泅渡、坐船。东路是从大鹏湾游水过去。湾里多鲨鱼,很多人被鲨鱼咬死。逃港者讲述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有人游水时甚至听到身边鲨鱼吃人的声音。沉强说:“来港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夜晚都是在恶梦中度过的。”叶小明和妈妈一起游水,遇到涡流,母亲将他举到树枝上,自己却被卡在两颗树枝间淹死。几十年过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远不能释怀,他宁愿用眼前的一切换回母亲。

中路是从深圳河过去,这里有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严。沉强曾两次偷渡,第一次未遂,被抓住关在狗笼里。《大逃港》这样写道:“守卫在河边上,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边防军人,面对的是成百成千黑云一般涌过来的群众。一位脱下了军服的老军人曾告诉我,那些年轻的端着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为着良心和军令的冲突而颤抖!”

大批逃港者。

中了枪伤的逃港者。

西路由广州陆路至深圳湾,然后游水到元朗,路长但成功率比较高,而游水时间却最长,大约要9~10小时。探照灯不停地扫视海面,有时要沉进海水中,避过探照灯。

曾怀抱医生和律师梦想,却被毛政策送去当农民的黄东汉,1968年11月选择了从山路到大鹏湾的潜逃之路。黄先生说,走山路已经消耗了许多体力,再跳进冰冷的海水,因体力不支和寒冷丧生的人很多。即使到了对岸,也冻得身体僵硬。许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脚软退缩,真可谓九死一生。

与死神搏斗过的黄东汉平静地说:“当所有人都拥护那个政权的时候,我说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并用脚投票,选择了‘奔’这条路。茫茫大海上,只有一个意志,朝着对岸的灯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饱饭,有好日子过。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条。哪怕死,也要搏一搏。”

逃港死难者的坟。(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港英政府态度

香港政府早期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分,但对偷渡者并不拒绝,所谓“抵垒政策”。

到1980年中英双方签订协议后,就“即捕即遣”了。

“华山救亲”是个轰动感人的事件。1962年5月,3万多逃港者被滞留在香港境内的华山,平均每10个港人中就有1人担心逃到那里的亲戚。于是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去支援这些逃港者,连警察也不忍心抓捕他们。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关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媒体都停播娱乐节目,关注电台现场直播的华山状况。

第二天,数百辆遣返逃港者的汽车排成长龙驶来,突然,数百名香港市民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挡住汽车。人群中喊声四起:“快跳车啊!”很多人挥泪送粮给车上被遣返的同胞,而拦车事件也确实使一些人逃过被遣返的厄运。

中共当局态度

当时中共政权采取的态度是:堵、疏、放。一开始,中共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和狼狗抓捕,即“堵”。后来又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

具体有“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揭发检举。再就是大唱红歌,学毛著,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

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结果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潜逃。后来人们才从各种途径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宣传的那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品质比大陆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大陆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

当人们明白中共的宣传都是假的、是造谣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先生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

当发现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欺骗明白真相的民众,无法阻挡民众逃港时,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由此,引发了中共的“改革开放”。

对于80年代前的逃港历史,和中共出台改革开发政策,陈秉安说:“如果没有大逃港,历史,可能还停留在深圳河边的芦苇丛中,不知要停滞多少年!从主观的愿望来看,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却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行的作用。而这些,在当年,人家是冒胆用生命和鲜血作赌注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新紀元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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