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0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卸任，其新岗位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根据中共官场规则，这是正式退休前的一个过渡性安排，之前坊间很多黄奇帆即将高升的传言没有变为现实。
根据媒体报导，在黄奇帆宣布离任的重庆现场，他饱含深情，哽咽落泪。对中国公共生活有记忆的人们，对这个场景并不陌生。事实上，从2001年黄奇帆从上海调到重庆，历经15载，先后服务过六任市委书记，类似当场落泪的丰富情绪表达经常出现，已经成为黄奇帆区别于其他众多官僚的标志符号。人们更不会忘记，黄曾形容与被废黜的前书记薄熙来关系如同鱼水之情，这个尴尬的修辞和一些略显谄媚的照片经常被人们到处传播，来揶揄黄用力过猛的表演。
不过即使是嘲讽或揶揄，很多人也对黄奇帆抱有某种同情同理心。身处这种诡异官场，能历经六任书记而不倒，固然有政治靠山的庇护，但毕竟有许多外人不容易理解的压力，紧张、担忧、憋屈，甚至冤屈，个中滋味或许无法与外人道。在冗长剧目完结，即将离开公共舞台之际，有点感慨、有点情绪失控，是人之常情。当然，这种告别演出未必是真正的告别，是否可以软着陆或安享晚年，决定权在于组织，不在于个体。
明星级地方大员，名声何来？
在中共政坛，省部级干部数以千计，而省长或市长实际上只是二把手，谈不上位高权重，因此大部分几乎都籍籍无名，只有小部分因缘际会，可以获得全国知名度。最近云南省代省长因为不认识“滇”字，对他的个人形象或许是个长久阴影，但对他的公共知名度则是一次显著的提升。
至于黄奇帆，则是少数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明星级地方大员，这或许基于他本人的才干，或许因为他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因为薄书记的惊天大案，黄奇帆虽然是配角，但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幸运的是，他最终有惊无险，继续服务后任书记，并保持较高的曝光度，成为重庆政坛不倒翁。
在得知他离任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两条评议：
“因为畸形的传播环境和某种诡异的社会心理，黄奇帆被目为最懂经济的市长，甚至被誉为有总理之才，重庆的经济增速也给这种说法提供了某种佐证，有关他政治升迁的传闻也时隐时现。不过辨析一下黄奇帆的公开言辞和他的履历，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官场能吏，哪里有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哪里有对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念？把重庆经济增长（先不管其真假）归功于他，置体制颜面于何地？体制对黄最终弃之如草芥，既反映了官场的残酷规则，也反映了黄的真实份量！”
“在中共僵硬而标准化的官僚群像中，饱含深情，动辄哽咽落泪的黄奇帆显得似乎更有个性和人性，遭遇多种政治险情，伺候四任书记而不倒的独特政治经历，让他享有当代冯道之谓，其中内情和个中滋味恐怕只有黄自己明白，但毫无疑问，他是政治人格分析的绝好对象，也是研判体制病理学的一个良好样本。”
上述评论或许显得有些粗暴和武断，这和朋友圈发言的特点相关，不过对黄奇帆做全面准确的评议超出了我的兴趣，我只想对重庆经济发展模式和那些和黄奇帆有关的名声略费笔墨。
重庆模式靓丽成绩的背后
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地方版，其恶果正在逐步显现。
从2011年至2015年，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逐步走低的情况下，重庆连续多年维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增速一直都是全国第一。因为这种靓丽的数据，重庆经济发展模式似乎获得了额外的美誉。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外一面看起来让人焦虑，那就是重庆高比例的地方债务。根据可信度存疑的重庆官方数据，2014年底，重庆债务余额5900亿；2015年底，重庆债务余额是3400亿元。从数据来看，重庆整体债务率在全国省级单位中遥遥领先。重庆官方公布的GDP资料表明，其中投资占比超过70%，这也表明重庆经济结构已经极度失衡。
黄奇帆打造的重庆八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重庆城投、高发、高投、地产、建投、开投、水务控股、水投等公司）成为举债的主要平台，这些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城乡统筹的名义下，从农民手中夺得廉价的土地资源，再把巨量的土地资源注入各个平台公司，作为向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融资的对价，然后以重大基础设施和市政项目为诱饵，推动央企和本地国企进行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
之所以能维系这种债务驱动模式，当然和重庆的政治地位以及融资模式有关。
除了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在2009年，重庆获得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待遇，这意味着重庆可以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名，让300多万农民转身变成市民，强行获得他们手中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供给不再受到原来政策的约束，这是重庆可以以土地资源作为杠杆，进行巨额融资的重要筹码。普遍重庆市民并没有从靓丽的经济发展数字中获得多少实惠，那几百万在城乡统筹名义下被城市化的农民，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
除了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薄时代推动了大量央企在重庆投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也多次组织国企批量到重庆投资。除了提供超过千亿信贷额度的国家开发银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联通、电信等等国企都纷纷在重庆投入巨资。
从特殊的政策待遇带来的财政转移支付、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资金支援，再到央企大规模的投资，这种政治资源带动的经济发展，短期来看，当然是利好，重庆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可以一日千里、快速发展。但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其代价将由全民承担。
在杨帆之类学者眼里，重庆模式被誉为“社会主义2.0版本”，不过随着薄等人在政治上的垮台，这种带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说辞渐渐淡出，围绕重庆模式的光环大部分都已经烟消云散。
因此，衬托出黄奇帆经济才能的所谓重庆模式，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简单的说，重庆的经济发展就是债务和投资驱动的发展，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地方版，其恶果正在逐步显现。
官场不以能力论英雄
无需否认的是，黄奇帆做过政策研究，有学者气质，比一般官员对经济和资本市场懂得更多，是个能干的官吏。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和黄奇帆打过交道，赞扬黄奇帆思路清晰，对数字敏感，甚至对重庆模式中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也抱有一定的同情，虽然他对重庆模式的长久效用表示怀疑。
但在既有体制下，官场中人并非以能力论英雄，而是有个不可回避的“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隐形诅咒。从教育、工作履历和智商等角度而言，大部分高级官僚都有光鲜一面，都有点工作能力，谁也未必比谁差多少。但真正要发挥点作用，那需要“官场硬通货”，也就是上层权力的庇护。
前些年，像仇和这样曾经干得虎虎生风的所谓官场能吏，转眼之间就风云黯淡，最后成为阶下囚徒，这种转折基本和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关联不大。拥有博士学位和令人艳羡的工作履历的高官多如过江之鲫，但有几个能不受官场潜规则掣肘，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和这些人相比，黄奇帆是幸运的，多少有些时刻可以真实的展现自我；和这些人相比，黄奇帆是不幸的，必须一而再的重复固定动作……
黄奇帆在当选重庆市长时，曾经热情洋溢地说：“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他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是否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他自己说了不算。如今他终于离开了，应该说离开的时间还不算太晚，重庆模式的泡沫还没有完全破裂，他还可以沾染一些荣光，作为退休后重庆岁月的回忆。不过，畸形公共舆论所描绘的黄奇帆精明能干的形象，其实是另外一个浅薄的泡沫，随着黄奇帆的离场，这个泡沫应该也到头了。
这个泡沫的破裂，或许会引发一些叹息，但不会掀起一丝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