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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正苗红的他说“文革是可耻10年”

1949年,16岁的邵燕祥欢天喜地的迎接北平“解放”,继而庆祝10月1日,对未来的美好社会充满期待。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把自己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

邵燕祥是著名诗人,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整肃迫害,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长达20年。重新创作之后,他深刻反思历史,剖析自己过去的思想历程。历经“运动”冲击,这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文字感言,颇具震撼性。

在网上读到两篇邵燕祥的自述,一篇是2015年12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专访,题为“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文革是可耻10年”,另一篇是“1949和1976全民狂欢是大悲痛后才有的”(摘自《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文标题为《邵燕祥自述》)。

邵燕祥的自述,对于未曾亲身体验过文革残酷的后辈来说,提供了往昔的历史图像,是课堂上接触不到的真实。而对于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不论所持观点是否一致,他的感受定会撞击每个人的心灵,促使人们回眸思考。

在文革五十年之际,反思中共给个体与民族带来的创伤,邵燕祥的心路,折射出沉重的声音。

“党”与个人

邵燕祥根正苗红。1951年,他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和编辑,同时崭露诗歌才情,意气风发,用手中的笔歌颂社会主义“大好形势”。

在一系列运动中,邵燕祥先是看着别人挨整,直到反右时,轮到了他。“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邵燕祥于1958年2月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邵燕祥谈到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他说,“最大的革命集体就是党,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是没有‘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没有百分之百地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完全泯没了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思想。因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和党的‘融合’使他们成为‘党的化身’,其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而普通人的个人和党‘融合’一体,就是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了。

这是关于中共“驯服”个体的冷静描述。此种“驯服”的完成,必须建立在完全泯没个人意志的基础上。因此,纵使邵燕祥之辈“披肝沥胆”的一次次向党献忠诚,战战兢兢的自我批评、甚至揭发他人,却总是达不到标准。因为只要个体良知尚存,就很可能被党碾碎。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以党的利益为转移,而非遵循天地间的普世价值。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个体们终究会迷失。即使彻底抛弃人性,也不能保证自己哪天不被“党妈”抛弃。

文革与历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狂风,十年动乱,文化巨难,人性浩劫。

关于“文革”,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省思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一种人,在苦难过去后重回党的“怀抱”,续写赞歌。如邵燕祥这样以“可耻”定位的并不太多。他勇于承认自己曾经“阿时附势”,并为彼时的“灵魂扭曲”感到痛悔。

针对邵燕祥的自我救赎,章诒和自问:“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

在痛苦与泪水过后,许多人都曾质问:是谁扭曲了数以亿计的灵魂?是谁把民族推向深渊?中华大地,在过去67年里,承受了最惨烈的沧桑,见证了最骇人的恶浪。中共制造的悲剧,罄竹难书。今天,中共仍然在继续迫害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善良民众。中共的邪恶本质,注定其无法与人类文明兼容并存。

民族历史的真相,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所有的个体,都是历史的阅读者、见证者、创造者。回望昨日的黑暗,面对今日的严峻,我们需要最严肃的省思,需要走出无奈和麻木,把握当下、选择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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