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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回忆毛邓最后一次政治冲突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不忘批邓,对于两人最后一次政治冲突,纪登奎曾回忆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纪登奎从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一步步进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要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图源:新华社)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其实,“三项指示为纲”,何罪之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错在哪里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好一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真是一个“钢铁公司”,即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也梗直如故,刚正不阿!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得更精彩、更贴切。她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邓之间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在这次碰撞中,毛泽东未能如愿,失望了;邓小平没有屈服,高大了。

其实,邓小平所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接过毛泽东的话来回敬毛泽东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中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话,维护了真理与正义!

由于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的建议,冲决了毛泽东生前政治上的最后底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只“专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还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才正式发出的。

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都说些什么呢?主要内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虽然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已明确提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明确提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里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邓小平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泽东“打招呼”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这些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后,一场由毛泽东和中央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即席卷全国!

12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批判组和“四人帮”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抛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邓小平失势了,接近“下野”了。

中国改革的“试验”也因此中断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毛泽东与邓小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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