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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星”下凡成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谴责中共公开退党

提起《红楼梦》的译者,当代中国著名的大翻译家杨宪益,了解他的人无不敬重他的学识和修养。他与洋夫人戴乃迭珠联璧合被称为中国翻译界泰斗。文革期间杨宪益一家受到迫害,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且遭人歧视的生活。其独子更是因迫害导致精神分裂而自焚。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人在北京的杨宪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谴责当局血腥镇压,随后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杨宪益是一个才华横溢性格温和的天才翻译家,24岁在英国留学期间翻译了《离骚》,名噪一时。我们熟知的《楚辞》、《史记》、《资治通鉴》、《鲁迅文集》都翻译自他的笔下,他还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二的《红楼梦》全英译本的译者。

人生最大的亮点:公开要求退出中共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青年学生发起的反官倒反腐败倡民主的爱国运动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6月4日凌晨,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开枪屠杀平民和学生。据统计,至少3000多人被杀害,受伤者10倍左右。

1989年6月4日上午,75岁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将近1989年底,中共宣布: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自查总结。这是中共惯用的思想监控手法,自所谓延安整风运动开始,这种清党整人闹剧就不断上演。89屠杀之后的整党风一起,人们自然忆起“反右”和“文革”的光景,无形的屠刀似乎架在了脖子上,为了保命,跟着中共的调子走就成了大趋势。

杨宪益仍然谴责那些应对这起悲剧事件负责的掌权者,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所以他决定不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他写了一个纸条给党书记说:“我的认识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党。”

一九九九年一月,戴乃迭生前与杨宪益最后一次合影。(雷音摄/网络图片)

杨宪益通过BBC电台向全世界谴责中共军队的暴行后,戴乃迭整天担惊受怕度日如年,身体垮了下来。在担心着杨宪益安危的一场大病后失去了记忆,丧失读写能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直到1999年离开人世。而杨宪益在夫人离世后,再也没有翻译过任何东西。

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

“白虎星”下凡

近日,网易《杂家Misc》栏目发表了一篇关于杨宪益的文章,描写了一段杨宪益的神奇身世。

1914年的某个深夜,一个妇女做了个胎梦。没有任何预兆,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

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会孤单地长大,他父亲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威胁。但这个小孩在历经危险与磨难后,便会取得成功。

这位算命先生的预测挺准确。

杨宪益出身名门望族,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父亲曾留日,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是中国当年最为杰出的金融家之一。他的家族,与前清官僚、北洋军阀都有密切关系。小时候穿的丝质黄马褂是袁世凯所赠,当时只有清王室的王子才能穿。童年享尽荣华富贵,父亲的离世却将他一夜之间带入没落清贫的境地。

年轻时的杨宪益(网络图片)

1934年,杨宪益登上了去英国的轮船。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杨宪益就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

1939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英国女孩戴乃迭向父母宣布,自己毕业后要回到中国工作生活。戴乃迭爱上的中国男孩,就是杨宪益。此时,他是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她是学生会的秘书。

两人的爱情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母亲是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30年,她甚至预言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

谁能想到,当年戴乃迭母亲撂下的气话,竟一语成谶:若干年后,他们唯一的儿子杨烨,因经受不住文革的迫害而导致精神分裂。送到英国治疗时已然病入膏肓。绝望的杨烨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

一九四一年二月,杨宪益与戴乃迭新婚照片。(网络图片)

文革中杨妻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

雷音所著的《杨宪益传》一书中披露了杨宪益一家在文革中遭受到的迫害。

68年年初,江青就说过这个话。她说不要相信在这儿给我们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人中间有不少是特务,而且有些是潜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国来了,假装给我们工作,实际上是特务。她这个话一说,就开始抓外国特务了。

一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一群人包括解放军在内将杨宪益从家里拷走“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是那种活手铐,越动越紧的那种。到了楼下,工友看到我还挺惊讶的,看我半夜从楼上下来,戴了个手铐,还穿双拖鞋,踢里踏拉的下来了。结果,来不及换鞋子,就把我带走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戴乃迭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对她的搜查大大严于杨宪益。她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最“危险”敌人的做法。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在我被捕后的同一夜里被捕。几个女人甚至脱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身。而对我根本没有搜查。我想,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外国间谍,一定随身藏着密电码或者什么特殊的仪器。她被判单独监禁,比我严厉的多。(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译)

戴乃迭被捕的原因是,“戴乃迭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把毛泽东内部发表的诗,还可能有几句所谓最高指示,没对外(发表)的,寄到伦敦的进步朋友那里。这个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时候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观愿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这边)扣她泄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现在看来,当时逮捕杨宪益夫妇的最过硬的“罪证”就是戴乃迭的这封信。就这样,仅凭一封“泄密”信件,仅凭“怀疑”就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坐了四年牢。

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带走之后,公安部门紧接着对他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熟睡中的杨宪益的两个女儿叫醒,让她们作为搜查的见证人。搜查完(什么“罪证”也没查到)之后,公安局把杨宪益的房子封了起来,只留一间房给他的两个女儿住。从此,杨宪益一家五口散作五处,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分别关押,三个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东北,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了。杨烨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后,受到严重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他神经分裂。

唯一的儿子杨烨因文革迫害而导致自焚身亡(网络图片)

杨宪益当然有忧虑和愁苦。他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还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样被捕)和两个女儿。看守长微笑着说乃迭很好,他没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严厉的多的“单独监禁”的“待遇”,而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且遭人歧视的生活。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如果我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一切,我会忧心的多。可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太相信党了。在这种欺骗的话语下,我的担心大大地消释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7页,雷音译)

杨宪益与夫人一生琴瑟和谐(网络图片)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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