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开始侵华战争，此后中国东北城市接连沦陷，举国震惊，世界关注。其时，中共正在江西等地啸聚山林，武装割据。摆在中共面前的有很多选择，大致可归纳为：1，国难当头，捐弃前嫌，与中央政府合作，一致抗日;2，不与中央政府合作，但是不给中央政府制造更多麻烦，实际休战，这样也可赢得民心;3，利用国难，扩张势力，使中央政府处于两面受困的境地。
外敌入侵，国人应该同仇敌忾，团结抗敌，这个道理浅显，无须多言。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它就是这样宣传的，说它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中流抵柱。中共实际是怎么做的呢?九一八后不到两个月的十一月七日，全中国人民还没有从九一八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又传来一个消息：中共于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举行开国大典，阅兵、游行、封官，着实大大热闹了一番。
国难当头，中共不是放弃割据，而是宣布独立，分裂中国，制造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比伪满州国成立还早了约半年)，这无疑在本已焦头烂额的中国中央政府背后捅了一大刀。
中华苏维埃国在中共党史里不是秘密，随便翻开哪本中共党史书，一般都有介绍。当然，介绍中华苏维埃国成立时一般是不提九一八的，不提这个历史背景，似乎两件事没有关系。
中共现在高举民族主义大旗，高举爱国大旗，但是它成立后长时间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党，是苏共的孙子党。(老子苏共，儿子共产国际，中共等小共产党是孙子。)中共从一开始就是苏共在中国扶植势力的产物，是苏共派人带着钱在中国找人成立的代理人党。从中共二大起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一个支部，组织上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接受苏共思想，接受苏共的钱财，接受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国际的顾问(如米夫、李德等人)。苏共长期培植并训练亲苏势力，并把他们直接任命到中共担任高级领导职位(如王明等二十八个半)。一九三一年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由顾问米夫主持，中共主要领导人的任免也基本由米夫指定。
建立中华苏维埃国究竟是怎样的筹备过程，谁提出，谁批准，笔者没有查到;按照当时的共产国际组织程序，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建国称王的大事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更有可能它本身就是苏共直接指示的产物。苏共继承了沙皇的战略，要最大限度地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甚至分裂中国，瓜分中国，还要用代理人来保卫苏联自己。当时，中共也不避讳它是苏共的代理人;选在十一月七日举行开国大典，为的是以后可以与苏联一起庆祝国庆。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发表了，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宣言号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在此前后相当长时间里，武装保卫苏联是中共领导的常用口号。
当然，中共和苏共一直在互相利用。中共听爷爷的指示，在国难时分裂中国，成立傀儡政府，给苏联当刀子使，这是义务;孙子党的人也有好处，可以利用机会称王，做儿皇帝，各级人员分官加爵，于是乐而为之。
中国近代史的两个主要敌人在一九三一年前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向中国捅刀。中国人民记住了日本捅的一刀，却没有几个人记住苏俄捅的那刀;中国大陆有的官方书籍现在还在称赞中华苏维埃国是“新中国”的摇篮。拿原则做交易，出尔反尔，引狼入室，在国难时趁火打劫,中共至今视这些厚黑手段为理所当然。
现在重提历史旧账，不是为了揭短，而是因为中共从来没有为此忏悔过，没有向中国人民承认当时成立苏维埃国是罪行;相反，在中共现在宣传它在联合抗日这件事上历来正确，从来是爱国者。中共在国家遭受强敌入侵后不到两个月分裂中国，究竟是不是消耗了中国实力，拖延了抗日，是不是导致中国更加虚弱从而使日本军方的野心膨胀，这些都不难分析。
“一一•七”后，本来实力不强的南京中央政府北有强大日寇，腹地有中共国中之国。中共那时拒不投降，而是在乘机扩张，并要推翻中央政府;但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国的实力与日军不可比拟，有天壤之别。南京中央政府可以两面作战，也可以先打一方，再对付另一方。该怎样选择，从军事角度上说，这似乎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再往后几年，中共打了败仗，被迫撤出江西等割据地，逃到陕北，危在旦夕。这时候，为求生存的中共摇身一变，要联合抗日了，并指责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道：“国难当头，为什么不去抗日而来打我?”俨然一副爱国者的无辜面孔。Yuck!
注：网上关于中华苏维埃国的资料不少，它的宪法、组织机构、领导人，它的印有列宁头像的纸币，读者自己可以查找，这里恕不赘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