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法治必然要承受的生命之重。
1983年秋天，我回家休假的第3天就被一纸电令召回部队，匆匆赶回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通信员张富申在火车站口接我，他告诉我无须再回营房，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晋豫交界处的某市。
全连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大礼堂里，此外还有几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一些中年妇女。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摊开地图一一道来，我明白了原来是要参加今夜10点全国统一开始的“严打”行动。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来，改革开放就是倒爷、交谊舞、包产到户、恢复高考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些繁杂事物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点乱，而流氓寻衅、盗窃抢劫等事端渐多，则让百姓怨声载道，甚至质疑改革开放是否“资本主义复辟”。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邓小平老人家自然会有些举措，这位总设计师不允许小蟊贼纷扰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严打。
行动之前，全连按要求被编成50个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任务是按公安机关事先拟定的名单实施抓捕行动，任务区域约3平方公里，只是城区的一隅。
因为兵力分布呈网状，连排长都被分在了小组。我和三班长刘标、片警老张、居委会余主任（女）编成一个组，任务是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个“坏人”。这些坏人现在看来大都是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赤色浓艳的中国，这是不能容忍的。
晚上10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那个年代中国几无夜生活，街上行人很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直到军警们破门而入，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的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组抓捕的第一个“坏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叫人，“坏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那“坏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着门柱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坏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呜呜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抽出麻绳把“坏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坏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人，看到眼前的事情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是那时侯地市级还没有武警部队，警察人手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个“坏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原本已经做了处理，但是赶上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新家具散发着油漆味，后窗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眼下这屋里属我官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编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此时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眼瞅着张警察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个“坏人”是个40岁上下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准备戴手铐。这让我们很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小偷的名字），进去坐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一干人马要走出屋门的当口，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嘤嘤的哭声......
就在一干人马要走出屋门的当口，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嘤嘤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哭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人家我们吃啥？我说他妈的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把小偷押送到临时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点，满院子的“坏人”都被从身后捆着双手，盘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时发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姿势古怪地站着一个人影，仔细看去竟是张警察先前带回来的女人。只见女人两臂抱着碗口粗的树干，两手合拢戴着手铐，脸贴着树干，不哭不叫，就那么抱着树站着。我问张警察为什么把人这样铐着，张警察说其他都是爷儿们，就这一个女的，不知道该把她搁到哪儿，又说男的都是用麻绳捆住，给她戴个手铐算是照顾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马按约定时间把抓捕的“坏人”陆续押到全市最宽大的主干道上，然后排队向南郊走。市民还没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粪工、环卫工呆立在路边，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被捆绑着的人流缓慢走过。这支队伍有多长，直到天亮后我才领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满了惊诧的市民，汽车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打的社论。马路正中央，坏人们统一被从身后缚住两臂，前后间隔一米，用粗麻绳串联成一溜缓缓行进。我在押送序列的中前部，回头望去，笔直宽敞的大街竟然望不到队伍的后尾，你想想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而这只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x小城市。
太阳高高升起，“坏人”们被押送出城，野战军收兵回营，后面的事情交给公检法们来做。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那是街坊们回归平安的心理释放。大混混们被弄走，剩下的小混混们缩在窗帘后面倒吸着冷气：今后要规矩一些了。
严打之后的几年中，常听人说抓人的那天夜里警笛轰鸣枪声大作云云，我想那多是酒后诳语。因为我所在的那座城市，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一声警笛。从部队傍晚集结直到天亮事毕，炊烟袅袅，万家灯火，市民安睡，一切如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问题在于，那么多的坏人都被弄到哪里去了？流传的说法是“ 大陆监狱装不下，都被弄到新疆劳改去了。”作为部队，我们不知道坏人们去了哪里，但个别“罪大恶极者”的去向，我们却明明白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时至深秋的某夜晚，营部打电话叫我去过去开会，团、营领导和作训、军务股长都在场，他们是来布置明天的警卫任务的。过去武警甚少，野战部队担任警卫任务是常事，我们连队是中央军委命名的“尖刀英雄连”，上级信得过，多次但任中央领导来地方视察的警卫任务，而且都是内层警卫。我想这一次同样如此吧。
但本次任务完全出乎意料：我连明天但任团靶场的警戒任务，而且是最外围。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警戒呢？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参谋长就黑着脸训斥“别多嘴，回去就把弹药发下去，三点开饭，吃完就走。”
发完弹药后打个盹儿就开饭，然后全连4个排全副武装，默默向6公里外的团靶场走去，副参谋长和作训股长已经等在那里，召集连排长们一一明确任务：原来是要在靶场枪毙犯人！一次枪毙十多个犯人！
这就让人惊异了。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角旮旯，法警施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新兵以后还敢在这儿打靶吗？还能打得准吗？
看大家都纳闷，副参谋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想这么多犯人一律毙掉，哪里有比部队靶场更宽绰更隐秘的啊？
除留下火箭排做应急机动预备队外，三个步兵排每隔30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端枪朝外站立。9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还有些警察稀稀落落地围成内圈。如此一来，即便是只鸟也很难飞进去靶场里边去了。
九点左右，远远看到几台解放牌汽车沿着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爬动的土龙，直到车队行至靶场里边，才猛然间全部响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汽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两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风一般地撤走了。
这一切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闪电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才从越南战场撤回不久的步兵连队远远看得目瞪口呆。原还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呼喊些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也不戏剧性，眨眼功夫一切都结束了。
靶台上，平时插靶杆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撂倒着十多具扭曲的尸体。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砰砰”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留地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越南战场上的逝者多是死在炮火之下，大密度的火炮把地面上的一切反复抛起、落下、切割和撕扯，残破的人体堆积在温热的土石和草木碎屑中，温热、血性而松软。战场上即便是中枪而亡，也是较远距离的洞穿效应，至少尸体还保持着人的模样。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近距离直接命中头部，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得四分五裂，烂西瓜一般散落在地面，白生生的脑浆像翻了车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富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张富申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直线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舘的师傅在用黑色的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开出靶场，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严打”就此画上了句号。
作者简介：
贵丁：退伍军人，著名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