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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与死神擦肩而过(二)--回首人生系列

唐柏桥(图片来源:唐柏桥脸书)

在两年内我经历了两次大逃亡,两次的心境和意境都完全不同。对比极为强烈。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的内心开始有了敬畏之心。而这种对未知所存的敬畏让我在每一次“成功”面前不至于忘乎所以,迷失方向。它让我的生命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第一次逃亡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我们做足了准备,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甚至偶遇的陌生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有公安干部,有火车站的工人,有江湖中人,有研究机构的学者,有事业成功的商人,有农民,有军人,当然还有准备协助我偷越边境的香港人。如果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会是很长的一串。而且当时香港那边营救我的人送来了近十万元帮助我逃亡,并安排了黄雀行动的人前来营救我。但是最后我仍然在按原计划离境的前一天落入中共魔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从一开始似乎就知道我是逃不出去的。尤其是准备离境的前一天,将我藏匿在他家的农民让我点香求菩萨保佑能顺利逃离中国时,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肯定离开不了(或不应离开?很难准备描绘当时的信息)。这一个月的逃亡故事本身就可以写成一本书。后来受到牵连的人达数十位。这是我一生背负的债,我永远也无法还清。唯一对他们的报答就是不忘初衷,继续前行,不负期望。

大学时代的唐柏桥(唐柏桥提供)

刚出狱的唐柏桥和他的外甥。(唐柏桥提供)

而第二次逃亡又似乎注定会成功。我当时毫无准备,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没有透露。我神秘消失了一个星期,正当家人心急如焚的时候,接到了我从香港打给他们报平安的电话。估计那是他们这一生接到过的最开心的一次电话。我的整个逃亡过程行如流水。可以说是完全随心而动。既没有丝毫恐惧,也没有丝毫阻力,有如神助。

我当时决定要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通讯录。当天约了广东某大学的一位年轻女教师,请她说陪我去深圳走一趟,她二话没说就跟我走了。我从头到尾没有跟她透露我要出逃的实情。其实我是想“利用”她跟我假扮情侣,以便在火车上蒙混过关。因为我当时没有去深圳的特区通行证。后来确实蒙混过关了,整个过程非常诡异。一路上没有人来查票和身分证,当火车已经进入市区马上就要进站时,列车员和警察过来了。我坐在车厢的另一头,他们马上就要查到我们时,火车停了。他们就莫名其妙地下车了,“扔”下我们不查了。我想好的台词都没有用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帮助我。

此后每一次遇到难关最后都化险为夷。当我有一次经过一个边境检查站时,我使用的是“朋友”给我提供的假证件。边防武警看了一眼我的证件说:“过去吧,下次不要用这个证件了”。我心里一颤,对他微微鞠了一个躬,表示感谢!他当时其实已经看出来了我使用的是假身分证,我甚至怀疑给我提供假证件的“朋友”实际上是中共的人。这位武警的脸容我一直记在心里唯恐忘记,因为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如果他当时将我扣下,我就不会有今天了。也不可能有机会来到美国真切地体会这个世界的真谛。

后来我去蛇口找一位八九民运战友的同学。这位战友曾是湖南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最后一次跟我见面时,将他的这位同学的联系办法给我,并告诉我,说不定哪天用得上。最后果然用上了。后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协助我成功逃亡,他也一起跟我离开了大陆逃往香港。我的这位战友和他的这位协助我逃亡的同学现在都在英国。我跟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但他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我终生难忘。

抵达香港后,我得到了香港支联会、香港专上学联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帮助和关照。在香港停留期间,我继续与国内的战友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部分同学一起为人权民主打拚,共同完成了一部两百多页的人权报告:“失败之歌”--湖南“六四”镇压后的人权状况。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岁月,也是我最求知若渴的一段时期。我就像一个从小没有玩过玩具的孩子突然掉进了玩具天堂。我最初几个月住在中文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因为是暑假期间),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这段时间的广泛阅读对我帮助极大,就像上了一趟留美预习班。第二年“六四”前夕,我以政治难民的身分抵达美国。开始了惊涛骇浪的反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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