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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吃过苦头的高官精英，都有一个相同的怪毛病，写回忆录。
写苦难，没问题，容易唤起同情。但是，也更容易，逃避个人应负的责任。
可问题是，你当年误导民众的时候，是代表党，代表认知，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然而，你现在回忆了，后悔了。你所代表的东西，除了党以外，也都不是了东西，也都毁了。可你的回忆录里，却只有你个人的苦难和思痛！
为什么？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为什么由于你的愚蠢盲动，你给大众带来的灾难，到头来，就只剩下了你自拉自唱的呻吟？
为什么，临终前的这次，不能像以前那样，代表党，代表认知，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呢？
为什么当初你带领大家，煽情任意任性？现在却降低了成本，降低了规格，而仅仅就是个人，仅仅就是自己了呢？
难道你是在廉价地获取大家的同情心？一掬眼泪，在眼泪的模糊里，个人的责任和罪孽，已逃之夭夭，无处寻觅？
你算计的是不是太精明了？难道下一代也都如此泡制，一代又一代？你损不损啊，你？！这民族，这人民，还有好吗？
我提出的这一疑问，其实一点儿都不苛刻，一点都不算高标准严要求。只是要前后一致，公正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因为，人的一生，可以荒诞，却不能荒芜。尤其不能只有思痛，而没有忏悔。
没有忏悔的思痛，不是痛，没意思。
附：【补充读物】
韩尚笑：人生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吗？
转自《观察》
我几乎从不读回忆录，觉得是人嚼过的馍，是别人的汗水、泪水或血水。
人生，只有自己去判断，去经历，才有意义。
韦君宜《思痛录》一书的网文，我竟罕见的读了。
应该说，吸引我去读的欲望，并不是书名，而是韦君宜的大名。尤其那“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头衔，少年懵懵中，可望不可及的图腾印记。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转帖不长，站着读就可以的那种。
“韦君宜从小家境优渥。······她天资聪敏，考取了清华大学，是冯友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是常在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
父亲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国深造。没想到这机会不但被女儿弃之如敝履，而且她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
至此，我心已陡地一提：知识与认知，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两者不是一码事，后者不是前者累计的必然结果。
这不，知识与认知，不可同日而语的又一个具体案例，韦君宜的《思痛录》。
把去“美国深造弃之如敝履”，“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这是什么认知？用天真幼稚来搪塞当借口，能站得住脚？
难道这个年代的每一个这样年龄的人，都这样做吗？当然不是！
既便都有这样奔向延安的认知，也都这样做了，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不同呢？你的杰出超群又在哪里呢？
以这样的认知，连自己的孩子，都因为自己这样的选择和判断，而丧命而遭殃，去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是不是“错误的人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
一个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丧失了良好判断的人，又如何挑选不被知识所累，有良好判断与认知的思想文学的作品呢？
她的女儿杨团说：“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这一悲剧，固然是红色革命思潮的毒害，邪教的附体，然而，个人的取向和判断，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自己的免疫功能呢？
我倒觉得，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尤其是在自己儿女命运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
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
当一个人准备牺牲一切的时候，难道不包括良心？而“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那么，“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不觉得愚蠢吗？
“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这是一种什么追求，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当一个目的、目标，存在问题的时候，却把“追求”的过程、“追求”的本身，抽象化，理想化，并加以提取、分离、美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处理过程吗？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一个由于自己判断认知的失误，未能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人的生活，作为母亲，是不是很大的失职？
二、一个人的判断认知，能不能以当时随大流人的数量为参数、为依据？
三、一个人的判断认知的能力，与知识到底成正比，还是反比？因为当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据说是大多数，而大多数又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四、如果优秀的学生，判断认知能力如此之差，那么，是知识出了问题，还是知识的掌握过程中出了问题？两者必居其一。
五、如果是知识出了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学习，还要学而优则仕？难道要成为判断的白痴？
六、如果知识的追求和获得，最终由于知识而丧命而遭殃，并祸及子孙，这种知识的获得，是否有价值？是否就值得去追求？
七、从周有光到韦君宜，一个从海外归来，一个放弃赴美深造，两者殊路同归，结局却惊人的相似：临终前后悔！
八、如果作为学者，都在人生的尽头开始后悔，那么，没有知识，不是学者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生命没有第二次，人生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我在想，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不错，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然而，在人生的尽头，才悔悟，才思痛。它告诉了后人什么，自己走了岐路还是自己写了《启示录》？
亦或是韦君宜的《思痛录》？
附：
韦君宜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1998年出版时，在文化界轰动一时。这本书一上市，洛阳纸贵，很快就没的卖了。之后十几年不见再版，而这本盗版书在地摊儿上一直很“火”。
作者韦君宜是中共建政后文坛上的名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那批“老革命”。1986年离休前，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如果她还在世，今年是百岁老人。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总编时，推出过多部新人的成名之作，成就了一批年轻作家。那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谁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韦老太？
但是，她自己这部呕心沥血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却多年不能出版。有出版社希望她起码改换书名时，重病卧床的韦君宜不但不同意，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韦君宜从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曾东渡扶桑留学，参加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她少女时代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清纯可爱。她天资聪敏，考取了清华大学，是冯友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是常在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
父亲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国深造。没想到这机会不但被女儿弃之如敝履，而且她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
最早，是蒋南翔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见诸报端、颇具煽动性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蒋南翔第一个喊出来的。
韦君宜18岁加入中共，68岁退休。
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一个是延安整风，另一个是文革。
她说，延安整“疯”，是文革预演。她一岁多的女儿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夭折的。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是在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傻的。
韦君宜说，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她利用业余时间，从1975年开始动笔，到1983年写出了这部长篇回忆录《思痛录》。
“一二·九”运动后，韦君宜辗转多地，1939年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团工作。
《思痛录》第一章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大部分国民党统占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集团。于是，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他们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
“人斗人”这种模式，就是在那时形成的。目的不是为抓特务，而是为制造恐惧。
在延安党中央所在地，远近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里，整夜传出受刑者的惨叫声。
文中有段1943年韦君宜的经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丈夫）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
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
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两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
文中提到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迫自杀事件。
邹风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当成“特务”批斗。刚结婚的妻子因此而离开他，后和别人同居了。至此，邹风平备感绝望，心里的最后一点温情和牵挂也没有了，他自杀了。
《思痛录》中提到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杀。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画家，上世纪30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
夜里，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
第二天领导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首篇中有段大搞“逼供信”的“内幕”：
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抗大分校）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是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1966年文革爆发。上述忧虑和“预见”，竟不幸都被言中了。
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
杨述被毒打折磨，在生死边缘徘徊。
大人去干校、蹲“牛棚”，孩子上山下乡，儿子杨都都成了智障人。一家人天各一方。
文革惨剧比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更多更惨更不可理解。
韦君宜在痛苦中开始反思。
《思痛录》记载：
······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
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
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
······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哀！
她追随马列一生，从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马列主义老太太，到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浸泡过了。难道这就是马列主义者革命的一生？她信仰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
1982年有人向她说了一席话，令她震惊不已。
《思痛录》记载：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
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女儿杨团说：“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
丈夫杨述也是“一二·九”那时的学生。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
文革中，因和邓拓有工作关系，他被铁棍打得骨断筋折，1980年就病逝了。
为什么年轻时怀揣的美丽理想，最后都变成了人间悲剧？
在种种倒行逆施下“石头也要说话了”。
在《思痛录》的结语中，韦君宜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
《思痛录》于2013年再版时增加了11万多字的内容，书页厚了，内容的分量也更重了。
韦君宜将所亲历的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曝光。其间，涉及上百位“革命者”的遭遇，像东德“史塔西”的解密档案，成为运动害人的证人证言。
韦君宜对历史的反思，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思痛录》不但内容真实可信，政治观点也十分鲜明。她在晚年，冒着被再次打成什么“分子”的风险，将真实历史和深刻教训记载下来出版成书，留给了后人。
2002年，在《思痛录》出版三年后，韦君宜从容地走了。
《思痛录》文笔平实得近于白描，但那里有椎心刺骨的沉痛，令人掩卷长思。作家韦君宜一生有多部文学作品，但《思痛录》会成为传世之作，因为它真实记载了一段沉痛的历史，所以一出版，就洛阳纸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