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屠杀上万民众的元凶陈仪，因为在国共内战后期转投中共策划国军投敌，后被蒋介石枪决。之后，中共封其为“爱国将领”。资料揭露，台湾共产党曾在“二二八事件”中煽动民怨，策划暴动，之后中共为统战多次举办“二二八”纪念活动。
中共党媒：陈仪遭蒋介石枪决，中共封其为“爱国将领”
1983年2月26日，中共党媒团结报曾发表署名于百溪的文章《我对陈仪的回忆》。
陈仪（网络图片）
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引咎辞职，不久虽又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但他因反对内战，赞同国共和谈，得罪了蒋介石，先是撤职软禁，继则押解台湾，最后于1949年春被枪决于台北。
陈仪死后，中共中央调查部追认陈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文章称，陈仪辞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但是随着中共在内战中节节胜利，陈仪转而主张“国共和谈”，因此又被撤职。
就在陈仪被撤去浙省主席的前几天，陈仪写了一封密信由其外甥从杭州带往上海交汤恩伯亲启。信的内容主要是劝汤恩伯“应做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准备，而不要再劳民伤财，做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汤恩伯看到信后，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把陈仪给他的密函面呈蒋介石。
随后，汤恩伯暂在总司令部把陈仪软禁。不久蒋介石往台湾撤退，汤恩伯又奉命用飞机把陈仪押解到台北。
一九四九年春，共军渡过长江，相继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并向海南岛进军。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定军心，以“陈仪通匪叛国”的罪名，将陈仪枪决于台北。
文章还指，陈仪与“革命先驱”鲁迅有深厚的友谊。当鲁迅处于危难时期，陈仪在经济等方面曾多次给予无私的援助。对其他“进步作家”如郁达夫等，也是如此。
维基百科：二二八事件，陈仪屠杀数万人
1947年2月27日，一名台湾寡妇林江迈卖私烟被缉私人员没收，林妇下跪哭求，缉私人员竟以枪柄痛击林妇头部，将她打昏。此事激起了民怨，围观民众义愤包围查缉员，要求赔偿林妇医药费，查缉员四散分逃，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对空鸣枪示警，却击中在自宅门口观看的市民陈文溪，史称缉菸血案，更加引发民众不满情绪。
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台北市民早起结队游行，并到市专卖局请愿，因无人接见，更引起民众不满。下午1时，民众齐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撤销专卖局，遭军警开枪射击，数人死伤；市内停工、停课，民众自发开会，并占领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呼吁全省民众支援台北民众反贪官污吏之斗争。过程中公署卫兵竟无预警对民众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民众死伤，使得民众的情绪更为愤慨，局势急遽恶化。
下午3时，陈仪宣布戒严，出动军警镇压。消息传出后，台湾全省各地均发生民众反抗，响应台北之行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
3月2日，蒋介石电令驻京沪线之第二十一军开赴台湾“平乱”，军部及直属营、连和第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第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该军到台后归陈仪指挥。之后，全台血腥镇压与清乡，许多台湾菁英及平民百姓因此罹难。解严后，行政院官方调查的罹难人数约1.8万至2.8万人。
白先勇：白崇禧安定人心，陈仪滥捕乱杀
2015年3月21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回忆，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时，蒋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国民政府的整个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这边，国民政府开始有误判，没想到那么严重，觉得不行了，才派军队镇压。军队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军队逮捕，警卫总部和便衣队，很多机关也随便捕人，一片混乱，很多人糊里糊涂就被逮走了。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就派白崇禧去做宣慰工作，善后。
白先勇介绍，白崇禧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一律免究，情节轻者统统放掉，”这句话表示从宽处理，那时候已经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马上就要枪毙的。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开始还想阻止，后来白崇禧在全省用飞机把传单投下去，要安定民心。
尽管白崇禧下令禁止滥捕滥杀，宽大处理，但陈仪他们还是在做秘密处决的事。陈仪有两个身份，一是行政长官，一是警备司令。白崇禧听了很多陈仪他们的阳奉阴违做法。
台共利用“二二八”事件煽动乱台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虽然与台共无关，但“台共”利用了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民怨，则是不争的事实。台共党员谢雪红、钟逸人等在台中所成立的“二七部队”，就直接参与了“二二八”事件。
1949年10月1日，参加中共建国大典的“台共”谢雪红，恰好站在毛泽东的背后。这一刻是谢雪红的政治颠峰，成为台湾人最高的政治代表，因为她是228事件中的第一女主角，也是行政长官陈仪的头号通缉犯。(网络图片)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曾分析，这场群众运动后来却被中共以及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加以运用了。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印证这个发展。首先，人们注意到，当时在台湾几个地方重大的暴动中，它的领导人都有中共的党员或是中共地下党人的影子。譬如说在台北地区有苏新、吴克泰、蔡子民、陈炳基；在台中地区有谢雪红；在嘉义地区有陈纂地或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等人。
其次，这些人在“二二八”后，有的被捕，有的亡命海外，但是后来许多人先后回到大陆。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追溯他们的生命轨迹的话，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中共的政治圈当中还担任颇为重要的职务：谢雪红曾经担任过台盟的首任主席；蔡子民也担任过后来的台盟主席；吴克泰当上了全国政协的常委；陈炳基曾经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常委。
这些现象有力地说明了一件事：“二二八”事件虽然不是中共引爆的，但是中共跟“二二八”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中共国台办多次表示将举行相关“二二八”纪念活动，还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个部分”。
1951年在北京举行的228四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堂上写着：“抗美援朝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二二八”烈士报仇雪恨”（网络图片）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