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贺龙与薛明在普陀山合影。八年之后，两人阴阳永隔
二十多年来，一九六六年初的北京“二月兵变”，一直是个历史的谜团，中共至今对其讳莫如深。
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当初认定的二月兵变的元凶，是贺龙元帅。
贺龙，出生于湖南省西北角的桑植县，桑植县地处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自古属于天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带，民风强悍，土着勇武。贺龙二十岁那年，他不满地方官绅的巧取豪夺，于一个晚上，手持两把菜刀，带领贺氏几个兄妹，冲进监税局，缴了几支枪，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这就是中共著名的传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来，贺龙投奔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骁勇善战，做到了军长。一九二七年，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展“清党”运动，即从国民党中清除共党分子。其时，共产党人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逃亡，有的叛变，有的退党，所谓“革命处在最低潮”。就在这时，率部驻守江西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长贺龙，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诱导下，毅然改旗易帜，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并由周、朱二人火线介绍入党。随之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举行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林彪当时只是军中的一名连长。南昌起义比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时间上早了两个多月，所以周恩来、朱德、贺龙三人，被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之父”，应当是当之无愧的了。
在随后的岁月里，贺龙一直把周恩来当作恩师，他在中共军中，身经百战，战功卓着。中共建政后，授予他元帅军衔，奉命坐镇重庆，任西南军区司令，辖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四省。毛泽东对贺龙一直另眼相看，屡加防范。一九五四年，毛泽东调贺龙进北京，任国家体委主任。正是赵匡胤“杯酒弃兵权，一令调北京”的现代翻版。
其时中共十大元帅的排名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皆由毛泽东亲自任统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毛泽东整下了台，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分出任国防部长，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其他元帅也都担任军委副主席，但并无实权。由于林彪长期住在苏州养病，怕风、怕光、怕水，因之一九六〇年之后，而由贺龙元帅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的用人之术，真可谓机关算尽、登峰造极。
彭德怀之后，毛泽东需要认真防范的人已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依照中共宪法，刘少奇应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从来视军队为自己禁脔，岂容刘少奇侧目?贺龙是周恩来的人，刘少奇与周恩来从未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因之刘少奇跟贺龙的关系便十分疏淡，用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自然是对刘少奇的有效牵制了。
但是毛泽东又不能不沮丧地看到，自三年大饥荒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刘、朱、周、陈、邓，加上彭真、贺龙、罗瑞卿他们，总是彼此呼应、意见一致。受到孤立的，竟是毛泽东和林彪二人。在此情形下，执掌兵权的贺龙、罗瑞卿，即成了他首先要打击的目标。
罗瑞卿被撤职、软禁，已在军中引起震动。要整肃贺龙，目标更大，涉及面更广。必须由康生、谢富治的情报系统提出有力的“证据”，才能达到目的。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需要，康生的系统很快将“证据”暴露出来：
一、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以中央军委名义，决定北京卫戍区建一个团的兵力。依照军委办事规则：只有军委主席本人，才有权调动师以上建制的部队单位，主持日常事务的副主席，则只能调动一个团的兵力。北京卫戍区新建一个团，此举肯定得到了刘、周、朱、陈、邓的批准。但报告了毛泽东、林彪二位没有?康生的“证据”没有交代。且在时间上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其时正是毛、林二人调兵遣将，密令三十八军悄悄开进山海关内的时刻，正是毛、林的“上海中央”与刘少奇的“北京中央”矛盾激化、表面化的时刻，又是彭真硬顶毛泽东、制订《二月提纲》的时刻。为甚么要在此时此刻扩建卫戍京津的兵力?为了解决扩建部队的营房，而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借用学生宿舍，问题才给暴露出来。
二、康生指目贺龙擅自发给国家体委运动员七百支半自动步枪，还有大炮。大炮架设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毛泽东在处理贺龙问题上，显得颇为小心谨慎。
尽管贺龙“阴谋组织二月兵变”的事情，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亲自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向“革命师生”公布了出来，但贺龙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过了不久，贺龙被军内造反派、红卫兵抄了家，人身安全受到威协。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出于对贺龙的关爱，在自身处境亦很困难的情况下，把贺龙及夫人薛明接进了中南海，保护在自己的家里一个月之久。由于中南海内外要求揪斗“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贺龙的狂呼乱吼已连成了一片，周恩来无法将贺龙夫妇再保护在自己的家里，便秘密安排贺龙夫妇至北京西郊西山的一处住所养病。这正好中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下怀。贺龙的西山住所，不久就被林彪的部队所控制，画地为牢，实为囚禁。
贺龙出身行武，好吃好喝，可说是嗜食成癖。且患有糖尿病。在“中央文革”的“医疗工作服从专案需要”方针指示下，医护人员亦即专案人员。他们每天只给贺龙两杯水喝，两个馒头吃。贺龙夫妇处在日夜饥渴之中煎熬，使贺龙的糖尿病立即加重，以致全身浮肿。北京地区气候干燥，久旱无雨。一天下起了大雨。贺龙夫妇用洗澡盆接了一大盆雨水，准备留下来喝。贺龙却在与夫人抬回盛满雨水的澡盆时，摔了一跤，摔断了腰脊椎。医护人员只给予草率包扎了事，不允许送去医院治疗。自此之后，贺龙卧床不起，痛苦呻吟。这位替中共打了一辈子江山的元帅，于昏迷中时时呼唤着：水，水，水，饿，饿，饿……可是医疗小组却奉上级命令，却给这位晚期糖尿病人，注射葡萄糖盐水!据贺龙夫人薛明后来撰文回忆，贺龙是被人活生生折磨死的，也是渴死的、饿死的。他渴极了，曾经喝过自己撒下的小便;他饿极了，曾经嚼食过给他写“认罪书”的稿纸。他死的时候，肚子铁硬，剖开他的肚肠，竟装满了他嚼食下的纸浆。
相信周恩来曾经为贺龙的事，多次向毛泽东求情。因为他是将堂堂国民革命军军长贺龙引上“革命道路”和介绍其入党的人。他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是周恩来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危难之中，他恳求过毛泽东吗?看来的确是毛泽东未肯开恩。正跟两年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专案组结合医疗组折磨致死之前、毛泽东亦不肯对其开恩一样。且相信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元老，曾经为刘少奇仗义执言，在毛泽东面前替其求情。后来，人们习惯于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革命功臣”的死，归罪于林彪、康生、四人帮等，实在有失公允。没有毛泽东的亲自授意，林彪、四人帮等均无权置他们于死地。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的待遇即是一例。由于他阵前反水，反戈一击，出卖了刘少奇，有大功于毛氏。后虽被列为第二号走资派，但他在中南海内被揪斗时，从未挨过打，没像刘少奇那样吃尽皮肉之苦。邓氏后来又被送到江西一座步兵学校“保护”了起来，相信专案人员都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命令的。
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已经到了晚期癌症，邓小平已经在保证“永不翻案”之后复出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平反”，补开“追悼会”。周恩来带病出席。周恩来含着泪水对贺龙的子女们说：
我对不起你们……没有能够保护下你们的父亲……
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迷团或许可以渐渐解开：一九六六年二月前后，贺龙等人可能有过增强保护京城的军力的部署，为的是防止林彪的兵变。“二月兵变”确曾发生过，发动这场兵变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即密令三十八军包围了北京，并进驻了中央要害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