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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邓小平阻止对中共历史罪错彻底反思

近日有人就官方对他们对政治犯施行搞辩解斥责道:“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鬼都不信;你们虐杀生命,必下地狱且万劫不复;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你们必定活在更大的恐惧中。作恶者记着:天道有报,屡试不爽!”

近段时间大家都在纪念去世二十年的邓小平,说好说歹,都只能通过比较,离开比较,难以评价。这些年已出现一种现象:官方隆重纪念的,民众没兴趣;官方不发话、想回避的,人们热度很高,甚至偏要纪念。也说不清是统治者要与被统治的几亿网民反着来,还是几亿网民下决心要与官家过不去,反正这不是官家愿意看到的。

不过有一点似乎说不通,按照中共传统的“逢十”不纪念邓小平给人们传递一个什么信号,是不是下决心不再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早上起床后看到手机上有人没头没尾的弄了三条,谈邓小平的文字(附本文末),因此也想说几句。

几乎每个人都不肯否定自己,更不肯彻底否定自己,尤其是否定自己的一生或人生的重要阶段,因为否定了,其生命也就或多或少地失去光彩失去意义,甚至这个人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而当一个生命感到因某种“否定”有可能彻底失去意义时,所做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放弃生命,要么拼命抵抗“否定”。

今年是曾被称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2月19日),人们之所以怀念邓,正是因为大家有比较:没有邓小平,有没有那样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所谓改革开放,谁都说不了。印象中看到有人说,当年不论叶剑英还是李先念,都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气魄。十几年后,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或者说没有那一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经典名言,江泽民会不会继续改革,或加大改革力度,也是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如此怀念邓小平,正是拿近四十年前的中国言论自由与眼下的中国相比。

具体点说,也就是从1978年到1988年,尽管期间也有不讲法治的“严打”、有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插曲,记忆中1987年新年第一天还大张旗鼓地在广播电视上播放: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党籍。但总体上说,人们思想的自由度仍是今天所不能比的。当然,不论十八大后尤其是近一年半载当政者如何收紧、控制舆论,由于整个人类时代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今天的人们了解了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以及今天某些大事件的内幕,无数的网民从客观上可以享受到当年享受不到的东西,比如,看到当年所看不到的,了解到当年所不可能了解的。但这些,与当下执政者无关,是西方的发明创造、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可以说,即使从所谓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人类的科技进步包括像电脑手机这类高科技生活用品,中国人都只会拿来享受,而根本看不到中国的贡献。说起来,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是很丑的事。

再从言论自由上说,当年邓小平鼓励群众提意见,反对给社会“造成紧张”,而当今恰恰相反,即使在互联网上多说几句当局不高兴的话题,也能把人弄进去,这样一来,给人们的感觉,当政者似乎就是要“造成紧张”,甚至制造恐怖气氛,仿佛不让民众感到紧张恐惧,这个政权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这是多么大的反差。近日有人就官方对他们对政治犯施行搞辩解斥责道:“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鬼都不信;你们虐杀生命,必下地狱且万劫不复;让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你们必定活在更大的恐惧中。作恶者记着:天道有报,屡试不爽!”

上世纪进入八十年代前,那会儿,人们真是思想解放啊。说思想解放,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把思想解放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给中国大陆民众的感觉,就是思想解放,解放思想,而且是一个趋势。当时人们的心情何等舒畅,感觉中国这下真的要“好起来了”。那时的人们也真是感到自由啊,即使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都是合法的。而这种现象,连叶剑英以及后来被称为“左王”的胡乔木都有些兴奋。空口无凭,还是来看看由香港出版的于光远在《我忆邓小平》这本书中是如何回忆的吧。

1978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把我单独找到他家里。一见面,邓小平就对我说:于光远,北京要对西单‘民主墙’立案,真是岂有此理。我在讲话讲到‘立案’问题时要脱开讲稿插讲一段。邓小平交代我起草一段稿子,举出一些实例。”当然,后来事实上邓小平并没脱稿插讲他所要讲的话。

“西单‘民主墙’是‘文革’以后群众自发表达意见的一个场所,在当时影响很大。对西单‘民主墙’,上上下下看法不一。邓小平表示了肯定,叶剑英也很赞成。叶剑英在闭幕会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大发扬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党外民主大发扬的典范。”书中于光远还提到“我听说胡乔木晚上打手电筒去看过大字报”。

这表明当年西单“民主墙”的确吸引人。怎奈很快就触及到了当政者,邓小平十分明白,如果允许如此下去,人民就要追根究底,甚至会造共产党的反。所以,让一些人发泄发泄出出气,可以,但一动真格的,邓小平就害怕了。特别是到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党内民主已经不是式微,而是根本就没有了,谁敢批评党的“大政方针”,叫做“妄议”,轻则受一般纪律处分,严重的还会撤职;而网民们如果像当年那样做,简直就成了犯罪,罪名“寻衅滋事”。

如今与四十年前相比,显然是大倒退。

“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两次同外宾谈话,都讲到了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这是会议上发了文件的。在同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会见时,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群众有受冤枉、受虐待和受迫害的人。因此,现在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对的也是当然的。……党中央不压制、不否定人民群众发表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有时还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促进群众运动。因为贴了大字报就产生疑问,认为中国的形势可能有问题。情况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对照邓小平这些话,今天国家高层完全反着来。

“在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会见时,邓小平说得更加肯定: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能力辨别是非,关心国家大事,了不起。你看现在贴大字报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什么坏处。现在贴大字报、演讲,这种现象,我就高兴,我们中央的人就高兴。生动活泼怕什么?什么意见都完全正确也不一定。”

当然,到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就非但高兴不起来,而且还害怕了,甚至害怕得要死。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的“生动活泼”,完全对邓小平有利,而后来的生动活泼,对他不仅非但不利,而且还很影响他的权威。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文革后中国人能有那么一段自由时光,也是极为难得的,那之后,再也没有看到那种自由了!

1984年国庆,大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小平同志很感动。四年多后的1989年春夏之交,还是这个小平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杀200人保20年平安”,向那些打着“小平您好”横幅已经毕业的学弟学妹们开枪下手了。

在纪念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大家一边称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边对他也很有不满,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他的“滑铁卢”,还有人在文章中说邓小平有“毛泽东情结”。其实这一切的根源,都缘于除了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后,在此之前,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有些精神就是他贯彻的,不论1957年“打右派”还是后来所谓骂苏联赫鲁晓夫的“九评”,他都是谋划者,行动者。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对这个国家至少在客观上所做的坏事,绝大部分都有他一份。比如,你听说邓小平当年反对过大跃进反对过“三面红旗”吗?他虽然同情彭老总,可他和毛泽东所做的有些事不正是彭老总所反对的吗?正因此,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一边高兴,希望借批四人帮,恢复他的名誉,树起他的权威,一边也害怕人们追根究底。那样,他的脸上也不好看不说,甚至会大大降低他的威信。

《我忆邓小平》一书中有两处都谈到了这一点。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是于光远等人帮助起草的。邓小平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过:为什么会这样?于光远等人在起草讲话中,邓小平与他们谈到“向前看”时揭开了这个“谜底”:“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就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

现在可以说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两年真正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是邓小平不让彻底反思文革,更不让清算文革,同时也是邓小平扼杀了当年人们努力说真话努力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我忆邓小平》一书中告诉我们,当年邓小平发现人们在“会上大家高兴批评很多人,对副主席都指名道姓”(同上),显然害怕起来,于是除了上面抄录的之外,他还说道:“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搞人多了,不利。”

对谁不利?现在总算可以大声说出来了,不是搞人多了不利,而是害怕搞到他邓小平头上不利。大家为何不能“批评很多人”?又为什么“对副主席”就不能“指名道姓”?既然连在西单民主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而邓小平自己也一再跟外国人提起这种很给他这个领导者“加分”的事情,为何指名道姓批评副主席,就那么“不安”呢?不能指名道姓,那就只有含含糊糊,甚至指桑骂槐。由此可见,邓小平大脑里封建帝王思想或者说“农民党”的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所炮制的“四个坚持”,而且还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可以说这是不讲一点逻辑不讲一点道理,连他自己所谓信奉的“唯物”也算不上,简直就是想当然。人类,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一百年间,可以天翻地覆。进入二十世纪后期,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积累和加速进步,谁都无法想象出一百年后这个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既然我们难以预测一百年后的人类是个什么样,所谓坚持那“四个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不像是开玩笑吗?在谈到香港时,他也只是说坚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至于五十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他没有说。后来很多人替他说的是,到那时,中国大陆也不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或说实行的也是像现在这样的香港制度,因此,那时的香港根本就不用变了。

说“四个坚持”要一百年不动摇,就像今天有人仍然“要永远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一样,而山东毛左在讨伐邓相超教授时甚至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与说“四个坚持”“要一百年不动摇”,以及“要永远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不都是相同的思维吗?这是多么地脑残,多么地腐朽。贵州著名老者邵正祥专门批判过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根据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篇“名著”中早就做了诠释:这种专政,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维持政权,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原话是:“专政是直接凭借于强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强力手段所获得,所维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今天的中国是“依法治国”?

“四个坚持”以及“一百年不动摇”这种话,如果在今天的西方在民主国家有谁这么说,一定会把他看成疯子,因为这几条没有一条是说得通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已彻底失败,你却顽固地要坚持彻底失败的东西,用今天网民的话说,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2017年3月5日

附网贴:

1,邓是伟大战略家,是毛之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性人物。邓的绝活就是改革开放(中央文献叫“关键一招”)。邓晚年最怕他的改革开放在他走之后会变,就像他改变毛一样他被别人改变,故而他一再要求全党全国一百年都要坚持他的改开路线不动摇,他一会儿严厉警告被他发现试图开倒车的中央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改革死路一条”,一会儿又充满矛盾的安慰大家和他自己:改革就是想退也退不回去了,谁不改革人民就会把他打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邓的话曾让我坚信不疑。可是今天,邓走了才二十年,说好一百年不变的改革开放就已面目全非,说好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就已满目疮痍,邓当年制定的一系列国策实际上都已遭废,例如以经济为中心让位于以政权为中心,政治挂帅卷土重来,以美国为师和与美国共舞变成了抗美反美,集权政治代替了集体领导,领导任期制重新向终身制回归,野心家阴谋家的魅影又再出现⋯二十年前邓辞世时,我痛而不悲,因为我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充满信心,然而今天,面对“后邓”、“非邓”的中国,悲情充斥于我的心底,我发现太多的国人迷失在了中国梦里⋯

2,邓不可能想到他走后二十年会成为最大的输家。今天我们纪念他,不是替他唱挽歌,而是为了反思何因使然,邓究竟输在了哪里。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邓败于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对此,政治家的表述是:邓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四项原则,本质上这两种东西是无法长期共存兼容的,他在他可以两手抓,他不在了必然酿成大祸——不是改开压倒四原则,就是四原则战胜改开,复辟难以避免……理论家的表述是:他寄希望于得到改开实惠的人民在他身后能够挺身而出保卫他的改开路线,谁开倒车就打倒谁!可是他忘了告诉人民怎样才能打倒开倒车的领导人,结果是人民只能眼睁睁看人倒行逆施却徒唤奈何⋯⋯富豪们说,小平只给我们钞票(赚钱)却不给我们选票,没有选票,钞票是保不住的⋯⋯我以为,邓胡赵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邓胡赵亦是中国最好的领导人,邓如果在八十岁(1984)之后全身而退,由胡赵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今日之中国必是政通人和、春丽景明的非凡气象⋯遗憾的是,邓八十三岁将胡打倒,八十五岁将赵打倒,自断双臂,铸成大错,胡赵既倒,改革必亡,邓胡赵分崩离析,中国向左无人可挡⋯今天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降邓废胡赵的政治滑铁卢⋯邓之败,始于此……

3,怎么办?天知道!当代中国的最大悲剧,在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改开种树却让专制乘凉,最终却是为专制复辟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改开从打破专制开始,到头来却将专制重新请回,而且从头到脚武装到牙齿,变成世界性的公害了——有人说此乃中国之宿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却走错了政治的房间,这样的发展还不如不发展呐……昨天朗咸平教授说中国经济已出现全局性塌方,开倒车也是要有本钱的,经济垮了,中国会重新沦为世界贫困国家……我说中国可能会经历文革或类文革的“二次探底”,届时此路不通,中国再次拨乱反正,国内政治虽会有一段黑暗期,但终究还有回旋余地。我最担心的是中美交恶及可能引发的战争,担心万劫不复……邓生前再三叮嘱他的接班人韬光养晦,不出头,不扛旗,不称霸,然,平字总为平庸误,中国再无邓小平……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民主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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