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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东义和团碰上袁世凯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彻底输光洋务运动以及“同光中兴”的底裤――大清王朝三十年“变法图强”的结果,却被差不多同时期启动改革开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赔款。

天朝末日,列强环伺,异象频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后岁月中最癫狂的一场群众运动竟源自“孔孟之乡”山东。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并像野火般在乡村蔓延开来。作为有“反清复明”倾向的非法组织,“义和拳”明显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视其为“拳匪”或“匪盗”,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在革命的低潮中,“义和拳”的大师兄、二师兄们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来自西方的上帝给了他们灵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乡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与其他民众矛盾频发,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迁、邻里纠纷中难免偏袒教民,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个电光火石的灵感如同闪电划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万恶之源!”

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义和团运动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确的口号,有了“爱国”的护身符,连烧杀抢掠都成了正义行为,这给地方官员出了道难题:当成“匪”来剿嘛,别人是“爱国群众”啊,而且自带干粮保卫老佛爷;当成正义之士嘛,他们扒铁路,掐电线,聚众闹事,凡是沾“洋”的东西都毁,凡是沾“洋”的人都杀,别说信教的,连戴眼镜的都视为“二毛子”该杀,让社会陷入一片暴力恐怖,严重威胁大清稳定。

在剿抚不定中,被后人视为“义和团之父”的毓贤登场了。1899年四月,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东巡抚,为山东义和团爆发加了最后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贤看来,这些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拳民们“其心可嘉,民气可用”,亲自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统一更名为“义和团”,正式将其认证为爱国组织,并让义和团打出“毓”字旗号,并称自己是“义和团魁首”。有省部级领导当后台,山东义和团一下爆发式增长,各种械斗流血冲突不断,连省城济南内也“拳厂”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强烈抗议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将毓贤明降暗升,由山东调入帝都。

毓贤走了,一个河南人来了,山东义和团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叫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大清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经过驻军朝鲜的历练,戊戌政变的投机,小站练兵的积累,40岁的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第一次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与颟顸的毓贤不同,袁世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波诡云谲的朝鲜政局,瞬息万变的戊戌政变,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应对义和团却不轻松。

老佛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朝中的王公亲贵却大多认为义和团“忠勇爱国”,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贤一样公开支持义和团,不仅洋人不答应,社会秩序也会陷入混乱,巡抚位置一样难保。

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也在琢磨这个新来的“袁大人”,感觉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样将他们奉为上宾,但也没有对他们翻脸不认人,态度模糊且暧昧。

检验对方成色的时候终于来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国人建铁路而闹事,济南义和团觉得机会来了,主动上门拜访袁世凯。袁大人大摆宴席,热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大师兄二师兄头脑发热,吹嘘刀枪不入的神迹。老袁一脸钦佩状,力邀大师兄现场示范。

花厅外“砰”的一声,义和团的火药枪响了,烟雾散尽,几米外的大师兄安然无恙,众人皆呼“神了”。

这种只放火药不装弹的把戏骗农民好使,对职业军人就不顶用了。老袁一边说“中中中”,一边让卫士取来洋枪,不由分说,一阵枪响,大师兄升天了,其余团民吓得作鸟兽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认栽。袁世凯使出霹雳手段,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包括各州县要严禁义和团活动,凡今后在其境内发现有设“拳厂”的,地方领导按“纵匪”罪追究;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府查获后,以该犯家产一半奖励告密人,将“匪首”擒获送官的,可获该犯全部家产。

在袁世凯到任前,山东仅荏平一县便有“拳厂”八百余处。他到任后,义和团在山东难以立足,纷纷逃往直隶境内,曾经的风暴中心山东很快风平浪静。

1900年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老佛爷认为“洋人可恨,民气可用”,遂对所有西方国家宣战。

战事一开,袁世凯却玩起了“高级黑”:你们不是爱国吗,不是刀枪不入吗,现在洋人来了,赶紧上前线灭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东各州县纷纷贴出告示,呼吁义和团北上勤王,保卫老佛爷,不准逗留山东,称“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命疆场。”“速赴前敌助战,毋得羁留故乡。”然后,袁世凯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称为“黑团”“乱民”,正牌的爱国者都到前线去了,留下来的当然是冒牌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在后世所称的“庚子国变”乱局中,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佛爷西逃,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拒绝执行与列强开战的乱命,使山东免遭祸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灭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坠的进程中狠狠踹了一脚。

按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说法: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报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权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稳定比改革变法还更重要。

袁世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义和团举着“政治正确”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记了稳定对于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爷,只要敢打砸劫掠,践踏《大清律例》,一律法办。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袁世凯的严打,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才进入华北及帝都,掀起了耗尽大清气数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凯就已经在挖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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