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小伙子于欢杀人案最近在中国引发舆论海啸。于欢因为不堪忍受追债人对母亲的凌辱，在报警无效的情况下杀死一人，刺伤三人，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此案涉及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包括小业主借贷难而高利贷横行；逼债者手段凶残下流；警黑沆瀣一气等问题。但是舆论的最大焦点，在于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从当年的邓玉娇到今天的于欢，中国许多被侮辱，尊严被剥夺的人，为何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欢案暴露的种种黑幕，反映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什么痼疾？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网上政论节目“文昭谈古论今”主讲人文昭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山东聊城市的非法逼债者，实际上是一群地痞流氓，其背后，是非法发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头目，在黑社会头目的背后，则是聊城市官商黑勾结、警匪一家、法院被买通的层层黑幕，腐败重重，案中有案。逼债过程中，这群地痞流氓用极端的性侵方式侮辱一位母亲，超越了人伦底线和人性底线，是当代中国流氓化的典型写照。于欢激情自卫，竟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引发举国之怒，是为国怒。
陈破空说，母亲，是每一个人至亲至爱的人，每一个人都首先来自于母亲。对母亲的凌辱，就是对子女最原始感情的强奸。当着一个成年儿子的面凌辱母亲，而且是用极端的性侵式凌辱，任何一个儿子，哪怕还有半点人性和血性，都必然奋起还击，用一切手段，捍卫母亲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代中国青年于欢，是一条真汉子！在普遍犬儒的中国，于欢的奋起，是血性和骨气的奋起，是阳刚和尊严的奋起。这是一个沉沦民族的稀有闪光。
文昭表示，于欢的行为是人性的正常反应，这个事件反映了中国司法的蛮横无理和基本常识与情感的丧失。于欢案也反映了基层政权和执法机构的严重黑社会化，破坏了民众的基本安全感，因为已经没有声张正义的途径。政权的黑社会化分为两方面：第一、政权出于自身要求采用黑社会化手段，例如雇佣黑社会人员充当维稳工具，来打击维权民众和强拆房屋，一旦出了差错政府能迅速撇清关系。第二、出于政府的灰色利益，例如高利贷。众所周知中小企业贷款非常难，往往只好借高利贷，而高利贷的逼债手段激烈，如果没有政府的容忍甚至庇护，这个行业根本无法经营。中国任何社会灾难的发生，背后一定有腐败。
文昭说，中国有太多超越人性底线的事情发生却得不到纠正，于欢案只是冰山一角。若是涉及到维权律师、信仰团体、异议人士等敏感议题，这些人受到的非人待遇连传播的机会都没有。于欢的母亲遭到“性凌辱”，这在国际法里被视作“酷刑”来对待，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应赋予当事人无限自卫的权力。由于于欢杀死的是黑社会人员而非体制内人员，他被改判的几率比贾敬龙等人大一些，但也不能太乐观，因为此案放高利贷的人背后可能有官员支持，甚至亲属就是政府人员，当局可能担心盘根错节的包庇情事暴露而掩盖真相。于欢案的判决不仅暴露了中国法治的黑暗，还显示了整个统治集团人性和良心的丧失。
程晓农说，于欢案最大的焦点是，逼债者长时间非法拘禁借债者，同时用性侮辱手段实施人身侵害，导致其子于欢防卫过当；最大看点是，网络舆论和官媒同步质疑一审结果，认为当地法院量刑过重。山东聊城地区法院一审判决的法理依据不足，因为依照刑法相关条文，正当防卫的前提是人身受到威胁，至于施加威胁的一方是否使用刀、棒等工具，法律条文并无规定；也就是说，只要威胁者的行动和言论构成了对受害人的威胁，法院不能在判案时以威胁者手头没有工具为理由，否认受害者被威胁的事实及其正当防卫的紧迫性。中国的司法判决对正当防卫行为向来认定偏严，而且缺乏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结果给法官的倾向性解释和判决提供了空间。
程晓农说，因为此案没有当地警察直接涉案，所以没出现雷洋案那样的警方控制报导的局面，结果官媒的立场就比较客观，不但积极介入报导，而且多半主张二审前要重新调查。另外，此刑事案的双方都有官员背景，所以也不是“恶势力欺压老百姓”。这个案例给民众一个观察的机会，如果警方不是被告，检察院和法院能不能最终保持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