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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从新华社记者质问泸州“究竟紧张什么”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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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斥责网民“造谣”,一面派“尾巴”跟踪新华社记者,“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泸州人民公仆们这一套,究竟是从哪学来的?

刚才,在《搜狐新闻》看到新华记者吕庆福、谢佼撰写的一篇题为《三问四川校园事件:拿出事实究竟要多久》文章。细读之后为两位记者点赞之余,也想到了许多······

新华社记者在《三问四川校园事件:拿出事实究竟要多久》一文的第三问——”当地究竟在紧张什么“中写道:

“前方记者4月3日赶到当地展开调查。在距离太伏镇数公里外,车就被拦下,两辆警车拦住路口,禁止一切车辆进入。记者迂回步行数公里才进镇,在太伏中学门口看见街上站满了人,一排戴着头盔的警察将人隔开,学校大门两边有上百名警察将人隔开。

泸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对此解释,说是怕赶集出现意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旁边另一名干部则改口说是演练。

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让当地警力的使用变得尴尬。难怪当地居民会愤怒:‘宿舍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了吗?尸体你们说是从高楼坠落身体的位置与伤口是否吻合?这些你们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积极做死者母亲工作。不给记者提供方便,或许另有隐情。

警力的高度防范,让当地群众觉得很不理解:‘造谣传谣的你们不是抓了很多吗?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你们在害怕什么?’

记者向县委宣传部部长陈佳、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提问,问及网民关心的案发前是否有报案行为、证明不是他杀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两位地方领导一致表示,这是网上谣言,根据法律,当地有理由不予回应。”

读了新华社记者吕庆福、谢佼上述文字后,不禁为两位记者的良心和职业操守点赞。然而,看到:“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段文字,也不禁一阵悲愤,一阵无奈:连新华社记者都遭“礼遇”,当地媒体对此事一直噤若寒蝉就可想而知了。

一面斥责网民“造谣”,一面派“尾巴”跟踪新华社记者,“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泸州人民公仆们这一套,究竟是从哪学来的?

前天,看到死者母亲在微信中揭露她已被“监控”,呼吁网民们关注她。泸州的人民公仆们当然也就会说这是“造谣”。既然是“造谣”,为何新华社记者也无法找到她?不会又说她害怕见记者、见生人吧?

看了新华社记者上述文字后,也让我取消了“临阵退却”的念头——自泸州太伏中学事件发生后,网上舆情汹涌,各种传言四起。然而泸州当局却屡屡声称有些人在网上造谣,并说抓捕了多个”造谣者“。为了解真相,也基于另一原因:多少年来,某地一旦发生发生重大事件引发网络轰动后,纵然官媒如实、客观报道,也极难让网民信服。所以,昨天中午考虑再三,决定前往泸州事发地作一番调查了解——我这些年经常去泸州,在泸州有不少朋友,试图通过他们的协助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并如实作出报道。为此,我定好了4月6日11点20分深圳飞往泸州蓝田机场的机票。并告知了泸州一些朋友。然而,看了两位新华社的文章后,我立马退了机票。并告知了泸州的朋友。

临阵退却,并非害怕去到被咱们的仆人同志们弄进小黑屋里与蚊子、臭虫为伴,而是基于当地的“严密防患”,去了白跑一趟——连新华社记者去到都四处有人“陪同”、“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被访者无人敢讲心里话,我等除了能拿出一张“居民身份证”、啥证件都拿不出的人,去到之后能了解到什么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这次泸州校园事件,为新华社记者点赞之余,也想到太多:泸州仆人同志们处理各类事件的态度,绝非孤立的,而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所以,仅斥责泸州的“人民公仆”们没多大意义!唉,不说太多了,否则又成白毛女的爸爸——杨白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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