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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

“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因为毛泽东要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他不愿拿中共的主力部队与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实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对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让彭德怀自己去打。打坏了拿彭是问,打好了自然归功于党的好领导。

中共的红军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才确定去陕北,那是冲着刘志丹的人马和地盘去的。所谓“红军北上抗日”,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毛泽东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开放》月刊三月号内司马璐先生的《张国焘武汉出逃经过》十分精彩,惟文中“中央红军依计划到达陕北”一句,恐与史实有出入。请容笔者借《开放》一角,略叙一二。

中共的红军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不错,但那不是依照计划去的。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因而目的地多次更改。最后一次改到了陕北。而无一次更改与“北上抗日”有关。

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红军屡次受挫。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六月十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1]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秦邦宪(原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党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党内多称秦邦宪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特、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时任红军总部代参谋长,因不满于红军绑票勒索残害百姓,尤其是长征前夕大规模杀戮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脱离中共)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2]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宪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3]

不过,若无秦邦宪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4]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秦邦宪、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秦邦宪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特,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二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呜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秦邦宪,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即张国焘统率的红军主力。中央红军后来称一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5]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六月十六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6]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九月十七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二十二岁。一九三四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十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7]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8]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十一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自然,中共党内有许多人是真心抗日的。彭德怀即其中之一。

一九四○年年中,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一场破袭战。七月二十二日,“前总”请示电报到达延安,抄呈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但反常的是,毛泽东等收到电报,迟迟不予回复。八月八日,彭德怀只好自己下达战役命令,并同时以电报报告延安。毛泽东还是不予回复。直到二十日,收到报告已近一个月,前方已经作战多日,毛泽东仍未作任何反应。[9]

因为毛泽东要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他不愿拿中共的主力部队与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实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对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让彭德怀自己去打。打坏了拿彭是问,打好了自然归功于党的好领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胜仗。九月四日,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去嘉奖电。十八日,延安也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

但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不敢再对八路军掉以轻心。不久,从华中、华东抽出部队到华北,向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大举反扑。随后的两年中,面对日军反覆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八路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了三分之一。

着眼于利用抗战保存、扩大实力,以便日后推翻国民政府的毛泽东这才发现,百团大战的实际受益者是蒋介石,觉得吃了大亏。一九四五年中共开会总结华北抗战,彭成众矢之的。“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地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10]彭德怀只得检讨以自保。

不过,会后毛却换了一副脸孔拉拢彭德怀,说∶“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将来有人再提出此事,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11]

粗心的彭老总以为事情有了结论,便不再将此事放在心上。不料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中的若干做法,招致大祸上身。毛借机彻底搞倒彭德怀,又把百团大战搬了出来。

百团大战是彭的“历史污点”。会上一致批判彭,说“百团大战是背着中央发动的”,“帮了蒋介石的忙”。彭德怀被迫再次认错∶“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12]

庐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13]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4]

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共产党的实力的确可以增强不少,与国民党夺权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至于中国老百姓要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泽东考虑之列了。

顺便说说贾拓夫。

贾拓夫在党内有个外号“陕北才子”。有帮毛泽东在陕北落脚的大功,年轻的贾拓夫深受重用。中共执政先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继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的六月中旬,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干部会议,请贾作报告,“讲真话”,贾作了个《关于学习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七月庐山会议,突然“反右倾”,这报告竟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冶金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铁道部、化工部联合召开批斗会,逼贾拓夫交待与彭德怀的“反党关系”。贾被撤职,四名计委的局级干部受其牵连,进了“反党小集团”。

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给毛的那封引致“反右倾”狂澜的信曾经给贾拓夫看过,批斗会上追问贾拓夫,看完信后他说了什么没有。贾据实回答,他对彭说∶“恐怕太刺激了?”再追彭怎么说,贾又交待∶彭说“我就是要刺激他一下。”

与会者再追问∶“彭德怀要刺激谁?”

贾答∶“刺毛。”[15]

这不仅证明了彭德怀的反党,也成了把贾拓夫打成“反党分子”的依据。

文革初,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头头时说∶“‘陕北才子’贾拓夫哪里去了?这是个一贯反党的老右倾。”于是造反派马上抓走了贾拓夫。两天后,国家计委“红色造反委员会”拉出横幅标语“贾拓夫死有余辜”,并贴出大字报,说在石景山八角村的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尸体。这名为中共打天下立了大功的中央委员就那么死了。

1《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第542至543页。

2同上,第543至544页。

3同上,第552页。

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5同上。

6《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第五十页。

7《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

8同上。

9《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第4页。

10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中薄一波的文章。

11《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第5页。

1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3页。

13同上,第182页。

141959.8.17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15《传记文学》(北京)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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