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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中对抗日战争的预测 被毛泽东完全剽窃 致大家惊为天人

世人大凡读到此文无不惊为天人,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要早近三年

作者:傅国涌/“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其实,比起《推背图》,毛泽东的预测更细致、也更准确。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中雄辩地分析了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按:有一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自1937年初由蒋百里所写的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世人大凡读到此文无不惊为天人,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要早近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1941年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6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他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2、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

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6、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7、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1935年8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傅国涌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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