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发周恩来职权缩水至六分之一的导火索是什么?
1953年，周恩来作为总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
众所周知，四九建政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但至195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面变更了中央政府工作的领导体制，周恩来作为总理，退而只管外交工作。文件指示：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①
1953年，毛泽东与周恩来
按该文件，原本对政府工作负总责的周恩来，所分管事务，已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而且，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的撤销，周恩来的干事会书记一职也被取消;政务院各分党组，转归中央领导。
诱发此一重大人事变革的导火索，乃是“新税制风波”。所谓“新税制”，用陈云的话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改革：
“我们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②
薄一波认为，问题出在“新税制”一事毛泽东“看报始知”
但出人意料的是，1952年底，“新税制”由财政部提出，经政务院讨论并批准颁布后，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肇因是地方上出现物价上涨和私商囤货现象，一些地方干部向高层报告，说社会和民众出现了“思想混乱”。毛泽东随即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措辞严厉：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③
由财政部研究提出，经政务院讨论通过，本是当日行之已久的经济政策颁布流程，并无问题。当事人薄一波，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据薄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词锋甚严”，关键在于“此事我看报始知”：
“周总理收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④
实际上，稍后，毛泽东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⑤，可以视作薄一波上述理解的脚注——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凡政府事务，理当由他“多管一些”，毛泽东反让邓“多管一些”，其对周的看法与态度，不难明了;若仅系“新税制”程序、内容上有问题，修正即可，当不必如此。毛泽东谓：“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亦可为参照。
周退管外交工作之后，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转划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说：“在1953年过年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给)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⑥由此不难窥见高层权力转移的脉络。至于高岗何以能得毛泽东的格外青睐，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1953年五一节，毛泽东、高岗(右一)等在天安门城楼。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收录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P70。②陈云：《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53年9月14日)，收录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P397。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P27。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P237。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P72。⑥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