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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的实质及恶果

都说6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对55万(后来解密的数位是317万)知识份子的迫害。错了!那只是表像。

“反”出来的右派分子中,高学历,高智商、高才能和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本就为数不多,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农民“根正苗红”的公职人员。他们粗通文墨,头脑简单,偏听偏信“帮助党整风”的鬼话,跟随“秀才”们发了些出自肺腑的“谬论”,而被视为一丘之貉,列为右派分子。相比之下,他们比动口不动手的秀才更可怕,是历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主力军。毛泽东也是依赖这些主力军以“革命”的名誉成为“九五之尊”的,焉知别人日后不会以“××”的名誉把他从龙椅上赶下来?为了江山永固,万古长存,务必斩草除根,一反到底,以绝后患。邓小平亲赴各地视察,听取汇报,对反出来的数量嫌其太少,批评为“飘汤油”,指示“往深处捞”,于是乎,普通工人、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一字不识的文盲也被“反”了出来。但统统称为“右派分子”,浑沌一片,不分轩轾,有悖常理,于是把这一拨人改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此即55万与317万的由来。斯时,全国人口4.5亿,317万不过九牛一毛。

确切地说,一场“反右”运动,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迫害!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但嗜斗、嗜杀又多猜疑的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披露,早在1945年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如是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1947年11月30日给史达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东风”,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铁的事实无可争辩:自此之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纷纷收容进了各级政协部门,再经“文革”磨砺,逐步成长为懂事听话,百依百顺的乖孩子。8个孩子虽非嫡出,却也锦衣玉食,香车宝马;虽不当家,却也安富尊荣,心满意足,无不循规蹈矩,夹着尾巴做人,再无“谬论”流毒。

317万之众竟然不期而然,不谋而合,同声相应“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焉能不龙颜大怒,必欲一网打尽!317万之众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意外收获。他不嫌其多,惟恐其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打驴吓马,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右派分子们的家庭也随之“覆巢无完卵”,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在此后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残酷岁月里,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施暴者无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受害者无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妻子朱梅馥与丈夫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纲针、安眠药自杀,年仅19岁;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警察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成疯婆子,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事例车载斗量,不胜枚举。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三倍。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右运动,搬开了一党专政的“绊脚石”,耙通了集权专制的“稀柿洞”,蹿入到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清除干净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敌,罢黜百家,独尊毛术,伟大领袖的个人权威登峰造极,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他虽然没有活到一万岁就恶贯满盈去见马克思,可他亲手缔造的集权专制制度,亲身示范的骄奢淫逸生活,亲口赞许的“无法无天”,却是当今各级官员怵目惊心的腐败源头,用书面语言说是“上行下效”;用鲁迅的话说是“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大梁不正二梁歪,三梁四梁倒下来”,遂致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有如一缸麻辣酱打翻在地,难以收拾!

一场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和伦理道德,芸芸众生,被毛泽东锻造成没了心肝肺腑,没了独立思维和独立见解,看风使舵,谄谀取容,逆来顺受,摇尾乞怜的奴才。在各种大义灭亲的“阶级斗争”中,亲友攻讦,兄弟相煎,父子为敌,夫妻火拼……的种种丑态恶行,被褒为“立场坚定,爱恨分明”而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一场反右运动,炎黄子孙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守口如瓶,言不由衷,以装聋作哑为护身符,以歌功颂德为保险箱。运动中,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互相防范戒备,谈笑有遮拦,往来无知己,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一场反右运动,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启开了别具“特色”的潘多拉魔盒,假言假语、假情假意、假历史、假政绩、假新闻、假学历、假文凭、假农药、假籽种,假商品……以及各种各样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食品,如江河决堤,泛滥成灾;如满天沙尘,防不胜防。

一场反右运动,开创了当代中国无法无天,践踏民主,蹂躏人权的新纪元,延伸到毛泽东死前的“文革”,除了几个亲信,全国上下大小官员都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名,无须任何法律程式和道德约束,进行惨绝人寰的捆绑吊打,抄家游街,关进牛棚,投入牢狱……;延伸到他死后的“六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冠以“动乱”罪名,用坦克、机枪血洗清场……;延伸到对炼功健身的无辜群众扣上“邪教”罪名,拘捕洗脑,灭绝人性地活摘器官……

一场反右运动,出乎意外地招致317万之众不谋而合,不期而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诬蔑”、“反对”,给予毛泽东深刻的教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思之。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维自由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绝对照搬不得。于是乎,60年来,他的子民只能在外椁内棺中,聆听统一口径的广播,恭读审定核准的书报,观赏歌功颂德的节目,登陆层层过滤的网路……

一场反右运动,导致官场风气的败坏和官员精神面貌的嬗变。317万右派分子,绝大部份是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领导的批评和建议,但凡逆耳之言,无一不视为“谬论”而被分析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自此之后,人们深切认识到:领导就是主宰下属命运的上帝和天使,对任何一级领导,都不能轻慢亵渎,都只能百般巴结讨好,万万不能忤逆不孝,更不能抵触顶撞。深切窥察到: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实际上是雷打不动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局长是科长的主子,科长是科员的主子。反之,科员是科长的奴才,科长是局长的奴才……自此之后,奴才的升与降、荣与辱、贵与贱、甚至生与死,往往都取决于主子的裁判,是故,主子对奴才总是一言九鼎,发蒙振聩,颐指气使;奴才对主子总是卑躬屈膝,俯首贴耳,乃至唾面自干。自此之后,人们深切领悟到:知识、才干是次要的,巴结讨好上级领导最为首要,只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和赏识,一生人就受用不尽,前途无量了,以致许多被提拔重用的人,才干、品德与其职务极不相称,狗尾续貂,滥竽充数。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上级领导的种种不轨行径,只有疯子才会干预过问。聪明乖巧之徒,或曲意逢迎奉承迎合,利益均沾,或朋比为奸,瓜剖豆分,以致腐败泛滥,贪官成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反右前后的一系列运动,说它“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毫不为过。

《黄花岗》2017年第1期 有删节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黄花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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