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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点事那么难 海归教授吐槽

辞去美国的教职加入复旦已经四年,从大陆高校最成功的通识教育到现在的两级管理改革,我亲身感受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种种大胆和正确的尝试。但是,我想大家是想听听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因此,下面我会结合我自己做美国的学习与教学经验,谈一些我们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在美国,我在哲学系,我们系和英语系(两个系共近40名教师)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两个系共用一名秘书,一切井井有条。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学院乃至学校有庞大的行政班子,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发现自己不但要做很多在美国由行政人员做的事情,还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国大学里从来不用做的事情,举例如下。

1、在美国,我有与教学相关的复印需要,由几个系共用的服务中心解决,就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楼里。我们只需要把要复印的课程大纲、阅读材料留在那里,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复旦想给学生复印阅读材料,被告知去复印店里自己掏钱去弄。

2、在美国,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都配备了电脑和电话,办公相关的用品可以去系里秘书那里免费领取(不用填任何表格),办公室也有专人打扫。回到国内,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要用自己申请经费去买、报销。开始我与一名同事共用办公室,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是这位同事倒的我们共用的垃圾桶,分外惭愧。

3、在美国,每隔3年有一学期带薪的学术假。回到中国,发现从来没有人休学术假。后来被告知假是有的,但是所带的薪是工资表上的工资部分。但是,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固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绩效考核。所以,中国“带薪”的学术假,实际上近乎无薪的学术假。除非傍上大款,谁敢休呢?学校如果真的想让老师有时间研究,能否保证休学术假期间,各项主要补贴照发不误呢?

4、在美国,老师要教新课,跟系主任说一声就可以了。在中国,开新课要填各种申请表,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并且很多不在所谓培养计划里的课程,很难申请下来。美国也有培养计划,但是它更多是模块性的。比如哲学专业必须在古典哲学模块里选一门课,但是对老师开的具体课程并不限制,这门课算哪个模块由院系自定。美国大学的教务处是服务机构,只负责备案。但在中国,教务处成了审核与管治机构。可是,我们想想,教务处的审核人员大多没有当过老师,更不是相关专业的专家,为什么由他们决定院系老师(他们才是专家)的课程是否可以开设呢?我们的二级管理改革,在这一点上,要把培养计划以及课程制定的权利真的下放到院系,让教务处成为真正的服务部门。

5、在美国,虽然有年度教师这样的荣誉,但是它是学生自己组织授予的。在中国,我们有各种精品课程的评比,是填各种报表,由不知道哪里的专家评审的。我们还有各种课程建设。这些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要报销的。关于报销的血泪,我想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老师忙于申报精品课程,没有时间去精品其课程;忙于报销建设费,而不去建设课程。我们能不能少评比和“建设”课程,把腾出来的人力放在服务教师上,把腾出来的钱,直接以现金形式,发给老师,尤其是人文类的老师,因为我们教课的“设备”就是我们读书思考的大脑,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读书的时间,少担心些柴米油盐?

6、最后,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半年,有朋友问我做了什么学术工作,我说我填了很多表。当然,这么说很是不识抬举。在中国大学,能申请到种种经费,是被重视的象征。但是,从填表以及准备很多折腾人的材料,到中期考核,乃至结项,占据了很多真的科研的时间。有时候去文科科研处,看着他们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材料,对那里的老师也很同情,也明白了我们这么多行政人员在忙什么。拿到经费以后,还要有报销的种种血泪。比如,用自己的经费出国开会,还要用公务护照,事先层层申请,才能最终报销。我办了一个英语授课的、针对外国学生的中国哲学硕士项目,得到了经费支持,但其中没有现金额度,而我需要的恰恰是付给外校老师、助管、助教现金,这又逼着我们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凡此种种,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从国家各级部委到大学,管治(包括评比与“建设”)占据了主导。我不是说管治不对,而是说管治应该让专家来做,即去行政化。但这不是说让教授进入行政系统,成了新的官僚。这里是说,比如在对教学与研究上,教师本人和各院系是专家所在,所以应该把管治权尽量给他们。

这包括研究经费,尽量要“藏富于民”、藏富于大学老师。我在美国,从来不申请国家经费,因为我的工资足够我进行各种科研相关活动。而中国,国富民穷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国家控制了太多资源,这些资源由各级官僚、联同各级学阀,进行寻租。有限的教育经费养了很多给学者添麻烦的官员,发到学校、学者手上也是很多麻烦。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一个大学没办法改什么,为了保证能占据有限的资源,我们也不得不参加各项评比。但是,复旦大学加强二级管理,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希望,这种加强,是实质的加强。比如,国家对学校影响不大的经费、评比,我们能不能尽量少参加?校内的各种官方评比、建设可否少一些?尤其是人文学科(理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确实需要很多设备和经验研究经费),能不能尽量将支持的经费以现金的形式发给院系和老师,让他们自行支配(我们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光华人文基金,就是直接支持青年教师的)?我们的经费管理,能不能尽量听取院系意见,尽量简化,尽量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大现金额度,而不是在国家不合理的规定上还要层层加码?

自杀性地抱怨了很多,不是说复旦相对全国其他高校做得多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复旦很多事情做得多比其他高校更好一些。学哲学的,喜欢干的事情是想像一个理想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当然,我这里的理想世界不太遥远,美国做到了。我们要超英赶美,能不能在这些地方真正地赶超呢?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来源:白彤东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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