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聚集全世界29国首脑以及南北美日等130国代表团的中国“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团落下帷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次论坛中，宣布将追加投资1,240亿美元用于支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铁路、道路、产业园等网络建设，赢得了与会国的热烈欢呼。然而16日路透社报道称，被政府硬逼着予以贷款的中国银行等担心出现亏损金融。
朝鲜日报报道，习近平在本次活动中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计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追加提供550亿美元规模的长期低利率贷款”，“通过这两家银行将有望解决沿线国家遭遇的资金瓶颈”。然而据路透社报道称，这两家银行内部出现担忧声称：“大规模投资收益性本身不明确的项目，可能造成出借方与借款方同时陷入困境的局面。”这两家银行已经向亚洲、中东以及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进出口银行为了减少不良贷款的风险，已经对各国制定了贷款上限。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则严格考量各国的信用度。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低利率贷款触发贷款国或国营企业的道德风险，项目持续性堪忧。”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累计借给南美委内瑞拉的650亿美元已经是一笔烂账”，“如今要向南美的老挝、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借大规模资金，关于副作用的担忧正在不断发酵。”
何清涟:中国“大撒币”时代行将终结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篮球队队员在杭州合影
经济学者何清涟在美国之音博客文章论述，中共“大撒币”时代行将终结。
她说，到2016年9月底为止，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超过1.13万亿美元。但中国资本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却被一项研究浇了一盆冷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在“大撒币时代”得考虑调整策略，否则其中援助贷款部分的投资将无法回收。
她就此作出3点论述。
一、中国援贷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免费午餐
这个新报告叫做《加速增长与融资风险——中国在全球能源领域发展融资的收益与风险》（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由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全球经济治理倡议（GEGI）联席总监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GEGI的罗赫尼·卡迈勒（Rohini Kamal）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永中博士共同完成。
该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发放的国际发展融资额位列全球前两位，其提供的资金总量约等于排名3到8位的多边贷款机构的总和，且正在面临严峻的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该研究做了一项比较，2007年至2014年期间，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为海外能源项目提供融资1180亿美元，与之相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四家共计发放能源贷款1190亿美元。
报告称，当前，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正在为超过45座海外电厂提供融资，贷款支持资金达280亿美元。此外，国际气候政策中心（CPI）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还计划为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俄罗斯及越南等国提供350亿至720亿美元贷款，用于新燃煤电厂的建设。该报告引述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国家风险评级资料：获得世行能源项目融资最多的20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25（1代表低风险，10为高风险），大大低于中国提供贷款、未获得世行贷款的13个国家平均6.4的得分。
按照经合组织的衡量标准，中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发放的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有6个被认为是属于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的发展贷款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类别。
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境外放贷激增已使中国政策性银行面临多个国家的违约风险。
二、国际经济形势及投资环境均发生变化
其实，国内前一段也有过相关报道，谈到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的失败率可能超过95%。没有上述研究的提醒，中国可能也得重新构建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方式，结束“大撒币”的援贷与投资不分的方式。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有17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28次主权信用违约。而这一次，该机构认为只有委内瑞拉违约的可能性大于10%。此外，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称，这26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需要彻底改革财政结构，以减少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使公共财政重新达到平衡。这些国家是委内瑞拉、伊拉克、蒙古、安哥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
上述每个国家的能源和矿产都占到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与之都有援助贷款与投资关系。以石油为例，目前油价每桶在50美元左右，削弱了借款国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偿付贷款的能力，部分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已转变为不良贷款，中国为此与乍得、加纳、安哥拉等国家重新协商债务条款。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该国原油出口收入占其出口收入的96%，油价每下跌1美元，该国政府收入就减少7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在炼油厂、金矿及铁路等项目上共获得中国约650亿美元的贷款。但今年5月，委内瑞拉拖延支付约200亿至24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本金，只支付利息。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海外放贷及其风险评估，认为在向委内瑞拉放贷时没考虑该国的信用历史。有评论指出，中共领导人10年前与查韦斯发展密切外交关系时，委内瑞拉已经在过去30年曾经对海外债权人违约，并四次进行债务重组。目前，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高达800%左右，一些依靠中国资金建设的项目已被破坏或放弃，包括一条半途而废的高铁。长期美元短缺使加拉加斯无法付款给保障其石油供应流畅的部分承包商。由于中国的贷款以这些产量不断减少的石油为担保，北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
三、中国外汇储备已囊中羞涩
中国外汇储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目前虽然已从2014年6月30日的最高峰值3.99万亿美元下降至今年9月的3.17万亿，但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只是如今这“世界第一”却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资本外流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愈演愈烈。无论管理层如何管控，都无法扼制中国资本的加速外流。过去1年里，受到资本外流、海外投资以及汇率维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而且剩余的这3万多亿中，有1万亿左右的美债，其余的也各有用途，不是外面想象的那样，放在银行金库中。
中金公司的研究人员今年5月发布了《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的研究，详细测算了一下，大概需要3个月进口覆盖0.42万亿美元，即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100%短期债务覆盖（0.92万亿美元），该指标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这一指标超过其短期外债的361%。但弱项在于20%的M2覆盖（4.2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储的指标是指在资本外逃情景下应对境内存款外流所需外储，中国外储仅为其M2存量的14.4%。综合来看，中金公司认为，所有指标都不错，但对M2覆盖不足可能是一个薄弱点。相应地，当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动摇时，压力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账户下的外汇流出。
其实，为保持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国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比如想方设法增加个人每年兑换5万美元额度的障碍，不让外资自由撤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6年9月，日本经团联率日本经济界访问中国大陆团到中国，要求设立接访窗口，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日资撤出手续繁多，就是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结果。前一向，德银出售华夏银行39亿美元的股份，当局要求该行分批汇出，而不是一次性汇出。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大撒币”这段“辉煌历史”行将结束。这并非中国政府自觉选择的路向，而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使然。
胡少江：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中共体制原因；一带一路无法解决
经济学者胡少江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章论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政府控制市场，这种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其中包括大量的产能过剩。通过推动向沿途国家出口过剩的产能正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动机，计划的制定者以为，沿途国家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这样便能消化掉中国的过剩产能。
这是一种对过剩产能和市场供求关系的错误认识。所谓的产能过剩固然指的是市场上的供给大于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例如，中国钢铁产能大量过剩，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这些钢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需要大量的钢铁，只是需要钢铁的地方没有购买钢铁的能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不等同市场的有效需求。
不仅钢铁，还有水泥、造船、机械加工等，中国不是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需要这些产品的地方、企业或者个人没有支付能力去购买他们，这样便造成了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脱节。假如供应商不计成本地将这些剩余产品无偿送给需要者，他们就无法收回为了生产这些产品所支付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成本，包括劳动者的工资、购买厂房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资金以及投资者期待的合理回报。
假如供应商或者生产厂家无法收回生产成本，生产便难以为继。长期以来，中国厂家之所以在产品无法销售的情况仍然继续生产，从而造成日益过剩的产能，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干预，尤其是政府对大量国有企业给予的特殊的资金供给。而这种宽松的资金环境，不仅纵容甚至鼓励了没有效益的生产，同时也形成了货币超量发行、银行坏账累计等系统性金融风险。
看看是哪些国家和地区对北京峰会、对一带一路充满热情便不难理解。他们大都是一些困难缠身的贫穷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如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因此无法为中国过剩的产能买单，他们所希望的是无偿得到其所需要的中国产品。
胡少江认为，产能过剩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的一个，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市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实质。这个问题显然无法通过吸纳那些购买力低下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得到真正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通过“一带一路”来消化中国过剩产能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一厢情愿而已，它是不符合经济学常识，也是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