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上，大陆的共产党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都各执一词，但对于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双方的陈述虽然在用词上褒贬不同，但在客观内容上却少有地保持了一致，那就是，这一桩曾经震惊全球的炸机案是台湾特务以周恩来为暗杀目标所策划的一起谋杀案。
然而冥冥之中，也许鬼使神差，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突然来了个东施效颦，有选择地按五十年解密国际惯例，解封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机密档案。未料到，这个早已尘埃落定的陈年旧案竟然死灰复燃，并引发了从遗属到网民、从窃窃私语到怒吼痛骂的质疑。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的一隅有一个墓碑，下面埋葬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在飞往万隆会议途中遭炸毁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遇难者。碑的正面是周恩来的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碑的背面刻着遇难者的姓名和简历。
提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人，几乎人人熟知。令人们刻骨铭心的印象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对冷血炸机的仇恨;另一个则是庆幸，周总理太忙，正好没赶上这架死亡飞机。炸机案的次日，中共外交部发表声明，将其定性为“美蒋特务机关导演的谋杀案”。同年九月二日，港英当局将此案定为台湾涉案的“恶性谋杀”。
四十年后的一九九五年，案发时的台湾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档案》一书，坦然爆出了策划炸机案的全部细节，令人瞠目。六十多年后，中共自曝的解密文件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思考，那就是，多方面证据显示，中共在炸机发生之前完全知情，但炸机却是没能避免，仅仅是周恩来得以避开。这难道是巧合，还是另有蹊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二十九国首脑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参加。次年二月十日，周恩来了收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正式邀请，立即复电应邀。
三月份，中共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紧锣密鼓地部署“一”号行动，计划趁亚非会议之机暗杀周恩来。然而此后，周恩来对内部人员做出高调姿态：坚持按原定计划出席万隆会议，路线是从香港出境，然后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雅加达。
解封档案显示，四月三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密报，称台湾特务机关已掌握我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四月九日晚，更获悉暗杀计划的具体细节：特务将用定时炸弹破坏代表团的包机。此后，周恩来发出急令，命中共部门火速与港英当局交涉。四月十日，中共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要他转告香港当局，要加强防范。香港新华社更于“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的十几个小时内，两次向印航驻港经理发出警讯，要求严加防范，不得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外交部的呼吁，新华社的警告，对于粉碎炸级阴谋有多大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是这些高调的动作让世界各方人士都相信，周恩来一定会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四月十一日十二时四十五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八人，加上三名外籍人士，共十一人，乘航空公司的专车直达“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机门，免检直接登机，航班顺利起飞。六小时后，在飞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以北一百海里上空时，飞机爆炸起火，二十分钟后，机身断成三截堕海。其中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另外五名机组人员加上十一名乘客遇难。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全世界各大报，包括港台报章，头版头条无一例外的是“赤色中共总理座机爆炸堕海”、“周恩来葬身无情海”等等。然而就在此时，周恩来竟突然安然无恙的死而复生，让全世界不得不惊讶他迷惑人的本事是多么的干练而彻底!
对于周恩来的复出，中共的解释是，他三月中旬突然得了阑尾炎，并动了手术。但是这一中共的特级机密，竟被缅甸“获知”。于是缅甸方面秘密邀请周恩来先赴仰光休息几天，并参加一个小型会晤，之后再转程去雅加达。周去仰光的行程也很奇怪，四月八日他就离开北京秘密去了昆明，在那里秘密停留了六天后，乘坐缅甸派来的专机飞往仰光。
惨案前八天的四月三日，中共就已获知台湾当局要在香港下手，四月九日更掌握到具体手段——用定时炸弹炸飞机，而周恩来也早就做好了改道的计划。但是为何周恩来仍然让自己的贴身司机、其他中共高级干部和金发碧眼的记者们按原计划登机呢?这种冷血部署，营造了周恩来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假像的，目的又何在呢?
所有这些事实只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是一个阴谋。而这个阴谋不仅是台湾特务机构谋杀周恩来这样一个简单的暗杀，而是周恩来利用台湾特务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计，借此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形象，同时激怒港英政府，从而彻底摧毁台湾驻香港的情报系统。
尽管这样的结论已经揭示出周恩来的冷血本质，但人们对惨案的质疑与考查并没有到此结束，更多蹊跷的事实引出一个更为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个炸机惨案的苦内计，似乎还不仅仅是周恩来对当时台湾保密局的头人毛人凤的将计就计，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来就已经在扮演导演的角色了。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都被台湾当局刺杀周恩来的这样一种声音所淹没，但是谁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策划者。事实是，当时的台湾当局乃至其保密局，针对中共要员并没有具体的暗杀计划。炸机案的首倡者是台湾当局在香港情报站一个负责人，叫赵斌承。赵斌承积极主动地构思和部署了全部作业计划，并禀报局长毛人凤。毛人凤素来目光短浅，轻信了赵的精心布署，以为志在必得。
赵斌承以六十万港元的重金收买了机场清洁工周驹，利用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做清洁工作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将定时炸弹装在了飞机上。案发后，周驹最终逃到台湾。但蹊跷的却是，与周驹有密切关系的两个“知情人”却遭到台谍追杀，最后这二人竟然去了大陆广州。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不禁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最初计划真的仅是赵斌承一个人想出来的吗，或者说，赵也不过是在周恩来指使下扮演的一个前台导演，而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正是周恩来自己。
当年惨案的三名幸存者之一、飞机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回忆道，当飞机爆炸起火后，他看到令他永世难忘的一幕，所有中国人员都正襟危坐，没有突发性的惊慌与求生的挣扎，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晓，只是坐等死神的来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被中共挑来的生祭者们，没有眷恋，没有眼泪，甚至都没能发出一声人性的呼唤，只有麻木。当我们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这一幕，也许远比那烈焰浓烟更令人感到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