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今秋中共十九大召开已仅余百余天，为会议做准备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已全面铺开。其产生方式又稍有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从今年四月至六月陆续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十七个省区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进行省委换届的同时，选出该省的十九大代表；其二，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已经举行过党代表大会完成换届的十四个省份，如辽宁、河南、山西等，则在近期专门另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十九大代表。虽然按照中共的体制，所谓的选举仅仅是走过场，但十九大代表的产生仍具有不少看点。
在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大环境下，今次十九大代表选举，加强了对过程的管控，中纪委、中组部派员赴各地督查
首先，中央领导人的分布。与全国人大类似，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中央提名”方式，分散在不同省份当选十九大代表。七常委中已有三人当选：习近平在贵州当选，王岐山在湖南当选，张高丽在陕西当选。政治局委员中，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在黑龙江当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海南当选，上海韩正、广东胡春华则分别在本地当选。
由于中共的党代会只是每五年举行一次，与人大每年一次不同，故而中央领导人与所在省市的这种“共襄盛会”只不过是一次性的，有时候中央领导人与所安排的省份，并无特别渊源。但如何安排，内有乾坤。如果实权强势的领导人能安排到某省，一定程度上突显对该省的重视。
尤其是习近平今次在贵州当选，而现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是习在浙江的旧部，外界普遍预计其在十九大锁定一个政治局委员席位。并且，从会议日期安排上，贵州是今年第一个举行党代会的省份，也是第一个选举产生十九大代表的省份，因此，习就成为第一个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中央领导。这些安排显然并非纯粹的巧合。
更有价值的一个指标是，如果某省的十九大代表名单中没有现任的中央领导人，那么说明该团中必将由一位官员将在十九大后更上层楼。例如五年前十八大前夕，青海省的党代表中并无时任中央领导人，而时任国资委主任王勇则在该省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果然十八大之后，王勇荣升国务委员。这是提前管窥未来人事风向的特殊窗口。
党代表的组成机构，与人大代表有相当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团组划分。人大分为三十五个代表团，包括 大陆三十一个省区市、港、澳、台、解放军。中央部委、武警部队、中央企业、银行的代表，都分散到各省当选。而党代表不同，代表团数量达四十个。除了与人大重合的三十五个，还单独组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系统、中央金融系统、武警部队等五个代表团。当然，港、澳、台三个代表团的组成与人大不同，分别由香港工委、澳门工委、全国台联承担。
二是人数不同。人大代表根本按照人口数量，但总人口数量与党员数量并不成正比。因此一些人口少的省市，往往党代表数量反而多。譬如在全国人大，上海团代表数量是六十三人，陕西团是七十人。但十九大代表数量，上海团是七十三人，远超陕西团的四十四人。
在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大环境下，今次十九大代表选举，加强了对过程的管控，中纪委、中组部派员赴各地督查。确保贯彻组织“意图”，避免出现选举“事故”。各地选举之前都要组织全体选举人员观看中组部根据四川南充、湖南衡阳、辽宁等地贿选案拍摄的专题电视片，以儆效尤。既有的前车之鉴，又有钦差大臣坐镇监督，各地的选举自然都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