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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对胡平先生反右派运动动机论之我见

胡平先生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关于反右派运动动机论的文章,“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注:后面,凡引自本文的,出处从略)。在我过去的论列中,曾把这个观点称之为“无谋论”。胡平先生在“无谋论”的论述中,用“也非”、全盘否定了“阳谋论”,即否定了此论点的1/2;用“既非”,却有保留地半盘否定“阴谋论”。整体来说,否定了它的1/2+1/4=3/4。这也正好是我论述中所赞同的部分。剩下的1/4,便是我的存疑了。现在让我来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对“3/4赞同”和“1/4置疑”的理由,分别展开、详述于后:

先说¾赞同

A:胡平先生说:“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即,并不像毛自己说的那样:“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选5卷P437)

看来,判定是不是阳谋,其关键就在于:“事先告诉了敌人”什么?

他当时并不是把告诉的对象心口如一地、就像现在说的这样,说成是“敌人”,或者像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和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背着党外人士咬牙切齿地说的那样,是乌龟王八、是鲨鱼、是代表反动阶级,是放屁有利论;而是相反,伪装慈祥地、挥洒自如地、嬉皮笑脸地称他们为“党外朋友”、“同志式的合作者”、“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给这些人散布幻想,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作多情地觉得他在毛的心目中还是“蛮可爱”的、“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的志同道合者。

当他当众、而不是在背后讲到“毒草”的时候,不但不是预警,明白说出让它出土是为了“便于”锄掉,而是刻意掩盖这一图谋,解除人们这方面的顾虑。凡是听过他讲话或录音的,都可以从语义到语感上觉出,他所说的“毒草”这东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认的新生事物。如马克思、孙中山、哥白尼、路德等,这些革命家、科学家、宗教革新者;特别是他强调指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如上,页438-439,)返回“草”的本意,他举出营养丰富的西红柿一开始也是被当作毒草的。他为了证明这次不是撒谎,还搬出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作证:“是布尔加宁告诉我的。”为了鼓励大家鸣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怂恿说:“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证:“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如上,页438-439;页412)

这简直象是党内右派在煽动党外右派,要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向党猖狂进攻、闹事。……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如果党内有人也学着毛这样向党外人士说话,是绝对地要划做右派的。

你别看他谈笑风生、心平气和的样子,其实他早已暗藏杀机。一个多月前,他已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333-334)他后来号召大鸣大放,其实就是引发这些乌龟王八都来“吭声”的

至于说对毒草的明确界定、划定毒草的标准,那是在反右11天之后——作为自食其言的产物,才公之于世的。时序如下:

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月15日毛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已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宣布反右派运动开始;

6月19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自食其言的原讲话的篡改稿,其中新增了划分敌我(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擺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條。”真是岂有此理!把事先没有说过的话、事后加上去,就振振有词地说成有言在先;很难设想,一个人如果厚颜无耻得稍有一点底线,能干出这种勾当。除非他能把阴谋说成阳谋。

71毛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针对整风鸣放突然转成反右,写下这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阳谋”是毛泽东生造的词头。他把“阳谋”与“阴谋”对称,用来否定“有人说,这是阴谋。”但,这是不合乎常规说法的。他在文革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之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光明正大才和阴谋诡计互为反义词,这也才是合乎常规的说法。反右时,他不敢把自己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卑鄙做法,说成是“光明正大”,才用“阳谋”来胡搅蛮缠。当然这是他的贯计,用“阳谋”已是早有前科了,第一次是用来篡夺党权、取王明而代之的。“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文摘报》2005年3月27日刊,作者:钱伯城,原题:《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

他这个“兵不厌诈”的名堂,可叫做“抢占名词高地”。紧接其后,用“跃进”取代“冒进”,用以反周恩来的“反冒进”,还是“抢占名词高地”的故伎重演。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好像玩一个改变名词的把戏,就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就能变无理为有理。直至如今,人们说起“阳谋”,从语意上说,其实仍是指“阴谋”;从语感上说,则表现出对流氓无赖的愤懑和嗤之以鼻。在当时我读这篇毛文时,读的是《中国青年报》。我记忆犹新,登载的原字原句是:“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阴谋。”(謂予不信,可找原报查看。我加字体,是为引起注意——紫丹)说来说去,还是阴谋。这一笔误,恰是实话实说,但因他们把老娘偷养汉子的事道了出来,四个正副总编三个划右派、一个撤职。虽或还有其他缘故,但此起码是个导火索。

我在研究“反右”中发现,有把反右归因于“阴谋”的,有归因于“整党内敌手”的,也有归因于“整风失控”的,。。。。。。(我在拙著《还原1957》一书中,共指出10多种归因;见“<中篇:对反右派运动的探源溯流>,甲:探源,P109—211。)但从未发现,在不是调侃的情景下、有附和毛的“阳谋说”的。毛的孝子贤孙没有不替他、为这一说法脸红的。党内的、正经八百的权威说法,是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说的。“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其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是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在两年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阴谋从此开始”,后来李部长也参加了引蛇出洞。部長死乞白赖地一再邀请章伯钧参加座谈会,坚持要他发言,果致章这条第一号毒蛇被引出了洞。但非只此而已,他心怀内疚地回忆到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如∶“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说明李维汉在执行中央决定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开始尚不理解毛泽东意图就是“引蛇出动”,但随后就懂了,他做的实际就是“引蛇出洞”,并且承认这是“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参阅《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

B胡先生否定了戚本禹为阴谋论编造的托辞,即归因于“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的压力。这就是我所谓的“半盘否定阴谋论”。另半盘是逢先知否定了这种外面压力的说法,而肯定了是毛自身的原因。胡先生也然:“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诚哉,善哉,斯言也。如果,沿着这个正確的论述走下去,我覺得,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顺势得出:“不是阳谋而是阴谋”的结论;得出此一结论,正好与我不谋而合。但是,胡先生的结论却是:“不是阳谋也不是阴谋”。就在这里,引起了我的质疑之所在。

再说1/4质疑

A: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吗?毛泽东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两项决断。一项就是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在当时中国,妇孺皆知,赫鲁晓夫是大坏蛋。最后在文革中以揪出并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司令部为其目的。

另一项,毛当成当务之急的是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对中国影响之巨、之深,非现在中国人(外国人更别说了)可以想象的。我划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教养。有一个河南日报社来的青年人,22岁,比我小两岁。他告诉我,他正在谈恋爱,跟恋人说,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别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参加。结果,恋人在反右运动中进行了揭发,于是,几个年轻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当时的心态,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齿地在背后向他的党羽暗传杀机的,而在当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却给他的敌人以朋友似的笑脸相迎,使他的敌人误以为“氓之嗤嗤,抱布贸丝”,而觉察不出“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兹从毛选五卷中摘录几段,以便拿来示众: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第318页)毛不说是由于某种共产党极权统治,伤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说是“那么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么文章。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第323页)毛将采取何样措施,以避免其自食恶果呢?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第332—333页)“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是不是想复辟?”(第333页)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第334页)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第338页)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第339页)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第351页)

到这里,哪些人是右派?什么话、什么事是右派言行?毛已勾划出一个轮廓。提醒他的同志们要虎视眈眈、严加注意。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

“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第352页)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实际是声讨——紫丹),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第355页)这里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鱼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敌人要不‘先发’,该怎么办?

正好在一个月之后,2月27日,毛粉墨登场,在最高国务会上,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天安门城楼上,以及在各种场合上,把“口蜜腹剑”表演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们,如著名文学家傅雷对他的谈笑风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感到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傅雷家书》P158)再往下的信,就是“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同上,P163)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同上,P167)结果,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夫妻自杀,同归于尽。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便是毛编、导、演的《阴谋》全剧。

毛在这时的关切中心是什么?五个字:“匈牙利事件”。他在1957年6月8日这个血腥的日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中写道: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可见,毛泽东“主动的整风”不是目的,而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这说明他是铁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会上的“反动派即右派”。

B是“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吗?这是绝无可能的。有可能也不见得会是这样;绝无可能则表明连是这样的可能性都没有。毛早已预想到要出大事:国际上都预想到会发生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國内,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全国大乱,几百万人造反、让敌人占几百个县,甚至做好准备再滚回延安去。

C:戚本禹在胡说八道:“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明明主席给侄子毛远新坚决表示过“我是不会下罪己诏的。”他怎么会虚心、或心虚到“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呢?他只能听进去别人的奉承,或自我炫耀伟光正。无怪有人把他倡导的所谓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讽喻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

D江青更是在胡说八道:“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他们都在胡说八道,只有胡平先生说得才正确:“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

我们问:真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吗?如果江青和戚本禹能从古今中外找出一个比毛泽东更极权、更独裁的人,那他的这个说法还或许会有千百万分之一的正确性。让我举个典型的例子,“二月逆流”。举例不典型,难收一通百通之效。曾是文革红人的戚本禹,更不用说被捧为文革旗手的江青——她亲自出马、直接与三老四帅面对面斗争,他们总不至于对“二月逆流”和毛泽东的態度假装不知、不闻和不理、不睬吧?“二月逆流”岂止是代表了“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会上拍桌子、瞪眼睛,有的都拍断了手指头,大有为阻止文革、不惜一拼的架势。毛主席后退了吗?非但没有,而且大发雷霆之怒!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批评。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毛“处理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其独裁专横的登峰造极,使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自愧不如、称“小巫”而不可得。我指出毛泽东,头本硬来还硬去,一头碰到南墙上的性格;玩的是什么“阳谋”呢?是想,起码说明:贴近毛的江青和戚本禹,他们竟能发出“不好处理”云云的胡说八道,简直离谱得太不沾边儿,甚至太刺激人们的呕吐神经,让人恶心不迭了。

E胡平先生对戚做了肯定:“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我们承认前者的论述是可靠的。难道这些早已不辞与人的,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丑恶事实,还会有人不相信“是可靠的”吗?要是“不可靠”,该有多好呀!万分不幸,这是可靠的冷酷无情的事实。它导致多少民族精英栽入这个陷阱!

F胡先生说:“。。。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信“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李维汉做证:毛是引蛇出洞,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以及,毛在其后的庐山会议上更不打自招,亲口承认说是阴谋。毛泽东在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庐山会议实录)第331页)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G戚本禹:“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其实,胡绩伟更揭发了毛搞反右的阴谋鬼計。

例一,我提供两组相映成趣的镜头,以资人们理解,“阳谋”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一组镜头是,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曰: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同上)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远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请看第二组镜头。时间则在前一个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

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同上,P414)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份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通过以上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毛阴一套、阳一套。

例二,毛以坚定的的语气向冒先生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当毛泽东信誓旦旦表态的时候,冒先生那个陪他前来的儿子舒湮,却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有着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见露出的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别时,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诚相告……。

“讲得好呀!”毛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8

要知后事如何,现在已是事后,结局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竟被划为“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为,本属最准确定义下的“阴谋”,他却胡搅蛮缠,却说是“阳谋”。无怪乎作家丛维熙放语问苍天:“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张沪(他那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走向混沌》P18)

例三,如果说冒先生曾担心“双百”方针政策会不会把思想搞乱,是出于对党的自作多情的话,那么,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却反映出党内大部分人忧国忧党的心态。毛泽东一面称赞四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却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

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在文章中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肯定了那篇社论,并向社论作者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篇后来证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后来被封为大左派的陈其通等作者大张挞伐,而对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又大动肝火呢?为什么你正起劲鼓励鸣放的时候,偏偏要打击左派的的鸣放呢?何况你还承认人家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呢?可怜的作者之一,马寒冰为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却被毛泽东给逼得“自杀”了。这该叫做什么名堂?曰:“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韩信所以将樊脍撤职,是后者干扰、破坏了前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

如果事实要象毛泽东说的是“阳谋”的话,他们四人还会“杞人忧天”吗?可惜他“阴谋”耍得过深,不仅蒙骗了“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坑蒙拐骗了。天下有先见之明者,唯邓拓,他看透了毛泽东这个人,看穿了他耍的阴谋诡计。这使毛泽东起了曹操要杀杨修之心。

例四,“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为了表示对第一手资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几节如下:

毛主席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赶快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工作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只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随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以上摘自《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争鸣》2001.2;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争鸣》2001.4):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象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

以上说法,正合我意。区别仅在于,邓拓有了不起的一点,先知先觉是也。“先”的时间跨度应在说“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之先。说这话表明,他过去就相信毛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只是于今尤甚而已。

阳谋乎?阴谋乎?现已剥茧见蛹。毛泽东成竹在胸,是反右派斗争的始作“蛹”者。但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为官、为民的,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毛泽东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为他涂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人们给阴谋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说法,竟然说:“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

话分两步,序有先后。上述种种,明如观火。包括毛泽东在内,任谁也不能说:反右是没有预谋的。所以第一步,我们首先肯定:反右是有预谋的;其次,第二步我们再来辨析:是阴谋还是阳谋?

从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前,暫存而不论),到反右以后,毛泽东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现在,人话、鬼话都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来龙去脉、血迹斑斑的轨迹,形成一道粗根根、血淋淋的反右阴谋的红线。这就让反右动机阴谋论成为历史的定论、逻辑的必然;阳谋说则因没有事实的支持,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仅可作为滑天下之大稽时,偶供一用的调侃性、讽喻性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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