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费尔法克斯和澳洲广播公司揭露中共以政治捐款干涉澳洲政治，威胁澳洲主权后，两家媒体进一步聚焦中共渗透澳洲社会的具体方式。
《悉尼晨锋报》发表题为“中国式的政治网络——悉尼议员和他的‘社区顾问’”的报导，揭示与中共有紧密关联的澳洲华商杨东东编织与自由党议员朗迪（Craig Laundy）的政治关系网，潜移默化地用中共的理念影响这位澳洲议员。
前中共外交官员陈用林表示，杨东东的做法反映了中共的主要渗透方式，他的行为已背叛了他的澳洲公民身份。
据《悉尼晨锋报》报导，杨东东与自由党议员朗迪的关系非常亲近，他本人称自己是朗迪的“社区顾问”，在华人社区为朗迪拉选票。在一张朗迪赢得大选后的照片中，朗迪被二十多个华人团团围住，他的手臂搭在杨东东的肩上。
但朗迪否认与杨东东有亲密关系，并否认杨东东是他社区顾问的说法，尽管朗迪自己办公室的临时雇员阿曼达‧李（Amanda Li）在周一（6月19日）告诉费尔法克斯媒体，杨是“顾问”，并且与朗迪的关系“相当”亲近。朗迪也自称完全不了解杨东东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报导还说，无论这两人的确切关系是怎样的性质，很显然，在这位自由党议员的政治地位上升时期，杨已经在设法与朗迪保持亲密关系。而且很明显，这个中国商人已经建立了自己与悉尼中领馆的亲密而长期的关系，根据杨东东本人的表示，他试图在澳洲推动中共的目标。
费尔法克斯媒体和澳广《四角》节目的联合报导已经揭露了在澳洲的政治圈中，令人不安的北京金钱影响的模式，特别是通过新州工党。正在出现的证据显示，在接受了这些政治捐助者的慷慨解囊之后，澳洲的政治家们在拘拙尴尬的状况下，表示愿意采取对北京友好的立场。
报导说，捐款只是中共在澳洲政界中最明显的潜在影响渠道。而与中共联系密切的澳洲华人人数不断增加，现在（他们）力图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发挥作用。
朗迪的联邦选区里德（Reid）在悉尼内西区，选民中约有10%来自中国。朗迪在华人中寻求支持并不奇怪，但是一旦有中共的影子，政治的色彩就不同了，因为像杨东东这样的人物似乎同时在努力提高中共的目标。
报导指称，朗迪已成为联盟党中最活跃的中澳友谊推动者之一。他坦率地表示，希望与悉尼的中国领事馆合作。2016年，杨安排他会见了中领馆顾问顾小杰。领事馆后来的报导说，在这次会议上，议员表示愿意“与领事馆紧密合作，深化两国间的实际合作”。
在2014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澳访问时，杨东东组织了抗议其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朗迪出席了这个活动，并答应帮抗议者将给总理和议会的请愿书提交给外交部长，他还呼吁支持他们的抗议活动。朗迪并没有违背澳政府的立场，但是他迎合由北京的宣传机构引发的叫嚣声，这使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感到吃惊。
在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赛中，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被组织起来，在堪培拉企图压制藏人的抗议声音，杨东东是当时现场两个“秩序维权团”的领导人。
杨东东是澳中商业峰会主席，也是“全国华侨华人联合会”海外委员会成员和该组织旗下的上海侨胞联合会会员。《悉尼晨锋报》的报导说，杨东东在自己的一个简介中说，这些组织都是中共统战部门的一部分，是独特的游说组织，秘密地动员海外华人来推动北京的利益。报导还说，杨东东在周三的一次简短采访中说，上海侨胞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同盟组织”。
他在其网上张贴的一份2014年申请加入上海侨胞联合会海外委员会的信中，详细列举了他代表中共政府所进行的系列活动。他在申请信的结尾处说，如要进一步了解他本人，可以向悉尼的中共领事馆或堪培拉大使馆查询。
杨东东是上海人。在出国之前，他是上海市机电工业管理局团委副书记。1988年他因致力于中共共青团的建设和推动党的使命，被评为“上海新长征突击手”，名字上了中共共青团的光荣榜。他曾自豪地在社交媒体上回忆他在党组织中的那段时间，分享自己在参加党团组织会议上的旧照片。
他在1989年底来到澳洲，错过了当时工党政府给六四前在澳洲的中国学生的四年保护签证。为了获得身份，杨东东参加了澳民运人士秦晋的民主中国联合会，并参加了抗议活动。最终，他以民运人士的身份得到澳洲政府的保护签证，之后成为澳洲公民。
杨东东的生意包括悉尼的电讯店，他声称，他曾向到澳洲访问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共奥委会，中共外交官甚至中共海军提供过电话服务。前外交官陈用林证实了这些说法，这表明杨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包括中领馆和大使馆（也是中国情报部门）官员们的高度信任。周三（21日）他在澳媒询问他有关电讯服务之时表示，他曾向驻外使领馆提供了手机。并说不记得他是否向海军或访问官员提供过电话。
陈用林披露，杨发展了“与领事馆的亲密关系”，并说杨东东曾向中领馆报告，ASIO已经联系了他，要他提供有关这些手机的信息。
陈用林告诉本报记者，像杨东东这样的人从小受中共的洗脑教育，所以思维和理念都是中共模式的，这样的人也是唯利是图的，很容易被中共吸收。他提到：“1993年，工党政府在考虑给予那些因六四事件留在澳洲，并已获得四年临居的中国留学生永居身份时，曾征求过中领馆的意见，当时中领馆对此事的表态是，不反对。不仅不反对，而且还欢迎澳洲政府的这一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在中领馆门前闹事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真正反共，而是为了拿身份。所以，澳洲政府给这些人永居身份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拿到身份后就会停止在领馆前的抗议活动。当时的中领馆总领事还表示，这些学生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他们在中国的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们以后都是中国的资源，都是为中共政府工作的人选。”
陈用林披露，那些因民运活动拿到身份的人在向中领馆申请回国签证时，大多被要求到中领馆谈话。只要中领馆在签证事情上刁难一下，并威胁一下，要他们签保证书，他们马上就签了。
陈用林还说，其实，中共的海外机构对这些搞民运的留学生掌握得非常清楚。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共的使馆和领馆就已经在留学生中和澳洲华人社区中培植和安插了一些特务，进行了解和摸底，并且也已经在华人社区建立网络，以逐步打破西方国家在六四后对中国的制裁。他特别提到，利用华人社团拉拢澳洲的政要并进行渗透是一个主要的方式。
在谈到杨东东摇身一变，从民运人士变成为中共利益出力之士是什么原因时，陈用林认为，这类人都是实用主义和既得利益者，最终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首先，他为中共做的所有这些事是得到好处的，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共方面会给其做生意的机会，主要在中国国内给他发展的机会，以及中共驻外公司和机构的生意机会，还有就是不同形式的直接的经济资助。其次，中共会给他各种抛头露面的机会，使其在华人社会出名，使其成为华人社团的领袖，又使他有机会结识国内的政要，使他在中国做事非常顺利，生意可以成倍地扩大。所以，为了名利，他可以死心塌地跟着中共。
陈用林表示，像杨东东这样一个入了澳洲国籍，已是澳洲公民的人，却在澳洲境内为中共的目的和利益，做着损害澳洲国家利益的事，这是违背他在入籍宣誓时的誓言的，是与他的澳洲公民身份和应尽的义务相悖的，这样的人已经不配为澳洲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