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枢变动频繁、政局动荡混乱不堪。
七年换了四个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枢变动频繁。统治上层架构长期不能安稳，决策者人事变动频繁，政策方略朝令夕改乃至全盘推翻。和平时期，这样的局势也足以内部争斗纷攘自相扰乱乃至自取灭亡。面对内乱外患两重压力一齐来，极易陷入恶性循环而无力扭转。本来治大国如烹小鲜，戒急用忍是统治者决策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为政之道。面对危局，尤其需要保持镇静心态。但天启嬉玩委政阉竖(魏忠贤是文盲加流氓)、崇祯性急偏狭，太平年月守成都不易，何况应对大乱之局。
二、罕见天灾接二连三，为反叛者提供源源动力。
让决策者应对危局的决策余地空间日益缩小，明知是饮鸠止渴火上浇油，但也只能陷入决策死循环。左挖右补竭力支撑最终也是让“救时”之人无力回天。
三、王恭厂军火库从万历后期到崇祯朝，一再爆炸。
军火储备毁之殆尽，熟练工匠百不存一。这直接造成明末军事崩盘，总体上由依靠火力压制勉强支撑危局保持相对优势，变为冷兵器对抗时步兵难以抗衡骑兵以短驭长屡战屡败无力挽回的格局。
很多明穿小说眼睛盯着银子，好象明朝灭亡是银子的分配占有出了问题。这真的很扯淡。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长时期大面积饥荒不是变态而是常态。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言，正常时候，金银贵金属都只是经济体系社会系统的调剂补充。说得极端一点，大多数时候，它们甚至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玩意。
对王朝稳固统治真正关健的东西，一是粮草，二是军火，三是有军事经验有战斗力能掌控得住的兵马。靠银子打仗，谁会捞银子谁就是能臣(于是魏忠贤可以翻案)，这种见识真心太搞。和平时代，皇家短期内突然聚敛大量金银(如明武宗让财政管家刘瑾、钱宁等人搜刮)，意味着变相加税、抽离社会流动资本扰乱银钱市场交易秩序、扰乱整个社会经济秩序。
刘瑾当权四五年时间，为明武宗比正常年份多捞了几百万两银子，便足以让弘治朝的盛世局面迅速变成正德年间的动荡不休叛乱不止。而灾荒战乱年代，皇家不谋求兵、粮根本，再用心于金银聚敛，那就不止是本末倒置饮鸠止渴，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