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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强烈:侵华日军买袁世凯房惨败 中共霸占还逼写自愿书

侵华日军想购买袁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开价颇高,袁克定坚持不卖,日军也只好作罢。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袁家后人赶上“四清运动”。当时,中共政府找袁家诚谈话,对他说:“你们袁家,有十六间房,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房子要上缴给国家。”袁家诚一想,“人民民主专政”,有啥办法呢?只好交公吧。政府人员说:“你同意上缴给国家是吧?那么,请你填写这份《放弃房地产申请书》、我们要你自己宣布:自愿放弃房产所有权、进行交公。

有建设,就会有拆迁,晚清、民国,都不能例外。

号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号侵略者的英国“鬼子”,并不敢强征中国人的土地。1843年,英国人想租赁广州十三行对岸的珠江南岸田地数十亩,但是,这片田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愿意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鬼子”“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

当时正乘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的余威,可英国“鬼子”就是不敢强征。

1880年,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清政府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陈承德承诺:可将部分利润上交朝廷、作为北洋水师的军费。

陈承德的申请,遭到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中央大臣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反对理由是:建造铁路,沿途贫苦居民的房子如何拆迁?遇到钉子户怎么办?还有,铁路一建,从天津到通州的车夫、轿夫、棒棒军,通通都会失业,怎么办?如何安排他们的再就业?

晚清的中央官场,对拆迁老百姓的房子,以及维护贫苦人民就业这些问题上,是有所顾虑的。

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庚子年(1900年)之后,清政府设立”民政部”,命肃亲王善耆重新搞北京的城市规划。

当时,在北京“大明壕”这个地方,有许多民居房屋,依照善耆搞的城市新规划,本来需要全部拆迁的,但是,清政府研究再三,最终不敢对老百姓进行强制拆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没有钱赔得起老百姓的拆迁补偿。

北京这个事例,出自(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40页。

史上最牛钉子户,恐怕要数浙江慈溪奉化溪口的周顺房,他家和蒋介石家是邻居。蒋介石当上委员长之后,想扩建奉化老家,他指示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拆迁通知书》给周顺房。周顺房收到《拆迁通知书》之后,用讽刺的口吻说:“瑞元(蒋介石的幼名)现在当皇帝了,不认我这个乡亲了,我可是看着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皇帝要我这个子民搬家,我有什么办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回来一趟、亲口对我说。”

办事人员回到南京、把周顺房的话,如实转达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贵为一国元首,无论出于时间问题,还是出于面子问题,都不可能亲自回奉化办这个事的,事情于是搁浅,最终也只好作罢。

看看袁世凯后人的案例,很有趣。

国民党(1928年)夺权之后,立即没收袁世凯在河南的遗产。后来,河南被侵华日军攻占,侵华日军当局却将被没收的袁世凯遗产、归还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袁林(网络图片)

再后来,侵华日军想购买袁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开价颇高,袁克定坚持不卖,日军也只好作罢。

这个事例,参袁家宾回忆《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到了孙辈,事情就不妙了。

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袁家后人赶上“四清运动”。当时,中共政府找袁家诚谈话,对他说:“你们袁家,有十六间房,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房子要上缴给国家。”

袁家诚一想,“人民民主专政”,有啥办法呢?只好交公吧。政府人员说:“你同意上缴给国家是吧?那么,请你填写这份《放弃房地产申请书》、我们要你自己宣布:自愿放弃房产所有权、进行交公。

袁家诚照填了。袁家诚也许堪称“史上最合作的钉子户”,十六套房产,说交就交,这“房叔”当的窝囊,毫无他爷爷当年的威风。

要没收你的房产,还要你自己写《申请书》。“人民民主专政”的高明和毒辣之处,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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