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于是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结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风向为之一变，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余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六人就是当年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1895—1969）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德留学期间，与朱德同住一室，并经朱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副主席和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如下发言：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样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章伯钧被划为右派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钧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最近章伯钧的小女儿章诒和撰文称，当年中央统战部把章伯钧的妻子和女儿找去谈话，说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
平反右派时，中央统战部对章的家属说，当年给章的划右材料都不确实。说各党派要“轮流坐庄”是张冠李戴，话是程潜说的，却戴在章伯钧头上。难怪当时章的妻子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
“中国第二右派”罗隆基（1898—1965）
罗隆基，江西省安福县人，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建国后，他自己想当外交部长，但实际被安排当森林工业部部长，他甚感委屈，不知毛泽东是不是对他这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深意而作出的安排。以下是罗隆基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
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
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和第二右派罗隆基有一段对话让许多人不解。《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么一段：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销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销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1965年12月7日子夜，赋闲在家的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办追悼会。
储安平（1909—1966？）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储安平当时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以下是发言选摘：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后面的这番话，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在当时确实惊世骇俗!此言一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储安平见势不妙，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储安平辞职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使得他被迫写检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资格。不久，九三学社决定撤销储安平的相关职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秋，储安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罗隆基的一等功臣”彭文应（1904—1962）
彭文应，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在陈毅为其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陈毅介绍彭文应：“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1957年大鸣大放时，彭文应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俗话说：“祸从口出。”彭文应心直口快，话多，文章多，而且从不文过饰非，不发违心之言。以下是彭文应的一些“右派言论”：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导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去年（编者注：指1956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昨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化名“常孰”在《解放日报》在醒目位置上刊发的《质问彭文应》一文，随后全国各大报也纷纷发表了一系列“批彭”文章，这位早已颇有声望的民主人士马上成为了“大右派”。
其实从以上的言论来看，彭文应没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算不上反动言论，还算是提意见，符合当时整风精神。何况当时还提出“言者无罪”的承诺。所以不能“以言定罪”，不应该把彭文应划为右派。但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谁敢不划彭文应为右派？就是在改正的时候也不敢给他改正。彭被看成是“章罗联盟”的主要成员、“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当时章伯钧、罗隆基已经划为大右派了，所以就把他划为大右派，这符合当时整人的逻辑。
彭文应被划为右派之后，工作职务被撤销，家中生活困难。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跟他说，只要你承认右派，写个材料，就给你摘掉帽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说：“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拒绝写检讨，不承认有错，不承认右派。
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陈仁炳（1909-1990）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编辑部代加的篇名为《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他在发言中说：“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
他还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
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此外，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他还和上海的一些要员发生了冲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仁炳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很快，张春桥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对他提出的“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所讲的“乡原”是在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后来，毛泽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也点了他的名。
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事实上，北京有关人士非常注意陈仁炳和罗隆基之间所谓的“组织关系”，就在陈仁炳被划为右派后，陈仁炳和罗隆基的联系以及陈仁炳和美国的联系还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1978年4月陈仁炳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80年6月，有关方面决定复查爱国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未获改正。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一位。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
钦定学生右派林希翎（1935—2009）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1949年参军，195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且成为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1957年，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整风，请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鸣放”提意见，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林希翎自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在1957年5月23日到6月13日这期间，林希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表六次充满激情的讲演。其中北大两次，人民大学四次。
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林希翎于5月23日登上了北大的讲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开口就提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并且立即提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点明“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以下是林希翎的部分演讲内容：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林希翎的这一番爆炸性的讲话，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谈到的斯大林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林希翎以后的所有论述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现实的，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为“不可饶恕的右派”的命运。
林希翎5月23日的讲演马上被整理成内参。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但是后来林希翎认为，反右运动不能只归咎于毛泽东。“实际上，像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当时都是反右的急先锋。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次演讲，5月23号的演讲，马上发‘内参’嘛。‘内参’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刘少奇的：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可以说，我第一次演讲，专政的机器已经对着我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说：“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1958年的一天，刘少奇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的学生反映林希翎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林希翎后来说：“到1958年7月份，当人们都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进行秘密绑架。”结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到1973年，毛泽东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通过最高指示，林希翎得以释放，并安排工作。文革结束后，林希翎多次到北京争取翻案。但是她不认错的态度使官员们十分恼怒，终未获得平反。
1983年，林希翎离开中国大陆，后来在法国定居，加入法国籍。2009年9月19日北京时间15时，于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病逝，享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