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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多次提到这件骇人听闻的事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中国原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书著《墓碑(Stèles)-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法文版现已由法国塞伊出版社(SEUIL)出版。《墓碑》叙述了中国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处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記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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