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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的藏汉文化交流与政治反思

——藏中文化交流的政治反思

编者按:文章内容“藏中文化”,是指西藏地区与中原(中土)的文化交流,也即汉藏文化交流。天朝中国不是今日之中共国。】

 

藏中(汉)之间什么时候开始了文化交流?何时达到顶峰?笔者坚信这个话题有利于两方在文化(包括宗教)领域的互动及反思。由于篇幅问题,这里采用蜻蜓点水式的捷径来讨论藏中之间所发生的几个文化交流高潮期以及当代较劲期。如果有人对细节感兴趣,请参阅笔者拙作《国际藏学史导论》(二○一六年台湾出版)一书。

远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一次高潮发生于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如《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而且,《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藏史把「炎帝」称作「韦曲加布」,即「渭河王」。

由此大家可以推断「炎帝」为羌人。羌人又是当今藏人的远古称谓之一,主要指东部藏人(即康和安多)的姓氏。中国史称「炎帝神农氏」部族带着西藏文化从西东迁融入中原皇帝部族,并在促使远古华夏(中国)进入农耕社会上发挥了可贵而名垂史册的贡献。

中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二次高潮发生于大约一千多年左右,也就是蕃(吐蕃)唐(唐朝)时期。由于吐蕃前后从唐朝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蕃唐之间方方面面展开了文化交流,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今藏人仍视之为宝的佛祖身像来自唐朝。据藏史记载:「印度国一达尔玛巴拉为感谢中国国王资助他击溃入侵者,使佛法重放光明,特将其中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奉送给中国国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唐太宗将这尊像作为嫁妆,由都城长安送抵拉萨。此后,这尊佛像便与藏传佛教共荣辱。」

另一例为因佛教在吐蕃的主导地位,中(汉)僧和印僧之间展开的辩论。七五五至七九七时期,中(汉)僧摩诃衍那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法,信受弟子达到五千余人。上自宫廷,下至普通僧人,习禅蔚然成风。中国史称「顿门巴」;藏史称「和尚教」。同时,吐蕃自印度佛教引进以来「渐门巴」(藏密,即苯教和佛教混合产物)的传播和发扬最广,因此,「顿门巴」和「渐门巴」之间发生了正统之争。

当时,吐蕃赞普邀请印度僧人莲华戒,并亲自主持印僧与中僧摩诃衍那一场决定谁为正统,由谁来主导吐蕃佛教的大辩论。辩论之前,赞普预备好两个花篮分别交给中印两僧,并对两僧说:「请你们两人辩论吧,负者应向胜者献花,而且不许留在吐蕃,必须离开此国。」最后中僧败阵,印僧胜利。但是,这对吐蕃文化,尤其是把藏传佛教推向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至三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圣严法师(台湾)共同主持的跨世纪法会,即《文殊菩萨智慧法门──汉藏佛教世纪对谈》在美国纽约登场。在这场法会上,两位佛教领袖化解了藏传佛教「渐门巴」和汉传佛教「顿门巴」之间从八世纪延续至二十世纪末的千年怨仇。应当说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启示。

近古藏中文化交流

第三次高潮始于十三世纪,由于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和藏传佛教被尊奉为国教,推动了藏中文化交流以及又一次达到高潮期。这主要体现于从元朝第一任帝师吐蕃政教合一领袖八思巴以来,一直由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总共产生十几位帝师,随着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而终止。

八思巴帝师经过先后对忽必烈皇帝三次灌顶,不仅把吐蕃三区还赠八思巴,而且依据帝师的教诲,废除了蒙古军队在中国实施的「人填河渠」的政策,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因此,八思巴在当时中国人中享有「孔子第二」的声誉。史料中有「英宗初即位,亦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的记载,从而看到当时藏中文化交流的盛况及其规模。

这一时期,藏中文化交流史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案例,笔者把它称为「藏僧中国皇帝」。据记载:宋恭帝赵?(一二七一年十一月二日──一三二三年五月),宋朝第十六代、南宋第七代皇帝,在位二年。一二七六年二月,宋室投降元朝后,封为「瀛国公」,又被迫剃发出家,最后因写诗被赐死。

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十月诏遣瀛国公赵?入吐蕃习佛法、吐蕃字经。他在今萨迦寺出家,取藏文法名「却季仁钦」。藏人尊称他为「蛮子拉尊」。「蛮子」是蒙古人对宋人的称谓,「拉尊」是藏语对出家王族的尊称,中译「合尊」。后为萨斯迦大寺住持,尝取中藏佛经互译比勘,校订异文。

近代藏中文化交流

第四次高潮开始于十七世纪,满清入主中原,于一六四四年顺治帝即位以来,前后三次派使臣入蕃邀请达赖喇嘛进京。

一六五二年正月,五世达赖喇嘛率随行人众三千人,自吐蕃启程,前往清都会晤大清顺治皇帝,互赠尊号。大清皇帝把五世达赖喇嘛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向皇帝赠送「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乾转坤,人世之天,文殊大皇帝」的尊号。大清历代皇帝继承了这个尊号,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汉史称「黄教」)被确立为大清国教,尤其是之后享有文殊菩萨圣地之称的五台山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等因素,而使藏中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主线推向了高潮。

元朝和清朝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明朝和民国又把藏传佛教视为拉拢藏传佛教高层的手段,藏中文化交流便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所以,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史料中除了藏僧进京传法之外,找不到中(汉)僧进藏传法的记载。二十世纪中期,在拉萨取得第一位藏传佛教格西(佛学博士)的中国僧人成为中共统战藏人的特使,「文革」中他被迫害致死。总体而言,以往的藏中文化交流取得了辉煌而灿烂的成果。

当代藏中文化较劲

当人类步入当代,过去的藏中文化交流被较劲取代,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中国文化和西藏文化的碰撞与较劲令人深思。从「班禅灵童争夺」到现今「达赖喇嘛灵童决定权争论」,拉开了围绕西藏文化核心价值观轮回转世的「否定」与「反否定」的序幕。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变相的「文化战争」,现已升级为「最危险」的阶段。

一方强大,另一方就必需要灭亡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此,藏中两个民族已经站在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相互间理应学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笔者前面讲过,八世纪的吐蕃赞普都对中(汉)僧和印僧给了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公开平台,难道二十一世纪中国领导者连八世纪藏人领导者的智慧高度都没有吗?

那么,西藏文化有何价值?国际藏学交流成为当今时期的特点,从一九七六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至二○一六年已经召开十四次。同时,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倡导下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开始,几乎每一年在达兰萨拉和美国轮流召开的佛教与科学对话研讨会,至二○一七年已经召开了二十七次。

相比之下,中共的藏学研究还没打开局面,更没有恢复藏语文主导藏人社会的功能(即自治政府语文),几乎所有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治需求而失去了在国际藏学界的地位和尊敬,甚至其反作用遍布于世界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中共在藏实施的「选择性信仰、文化和社会政策」导致了人心的动荡和制造了全民性的恐惧。如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遭到强拆,又在藏展开了镇压知识分子的「新反右运动」和正在实施「中文取代藏文」政策。但是,面对国际社会,中共政府采取派遣所谓「中国西藏文化交流团」来应付。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想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句话概括了当今藏人殖民地文化实况。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争鸣杂志 7月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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