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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范例——晚年戚本禹

戚本禹走了。至此,当年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组员均已作古,令广大文革受害者及少数受益者同声一叹!

戚本禹是速生速朽的文革红人——也曾被造反派捧为“戚大帅”,也曾被江青失态地骂为“王八蛋”!戚本禹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这是他追随毛投身文革的逻辑结果。

在戚本禹遗体告别仪式,其女儿戚英致悼词简略介绍父亲生平,“前半生写作政治文章,后半生研究中华文化”,云云。

戚本禹在人生的盛年达到权力的高峰,很快又从权力的高处跌落,在秦城监狱度过十八年;戚本禹的家人、朋友、甚至与他有过普通交往的人都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悲惨的命运。戚本禹被投入黑牢,未审未判,黑不提白不提,等同于无期徒刑;邓小平好歹还补了一回司法手续——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漫漫岁月,戚本禹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性生活,却获得大块时间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反思他自己——究竟是大写意义上的、理应享有尊严的“人”,还是无足轻重、可弃可取的政治工具?

中南海是胜者为王之天堂,而秦城监狱则是败者为寇之地狱。意大利诗人但丁著史诗《神曲》,全诗分为三部——“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但丁以第一人称记述自己走过地狱、炼狱;最后但丁由其暗恋的情人陪同前往天堂。

戚本禹前半生是御用文化打手,后半生是社会边缘写手;行游天堂地狱之后,理应对政治、人性有深刻理解;加之其文笔尚可,倘若潜心写作,为历史留下见证,为后人留下信史,最终将步入人性的高贵殿堂;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岁月流逝,社会变迁,未能点醒这位前后两个30年全都吃尽苦头的倒霉蛋!

戚本禹晚年始终坚持文革立场和毛的继续革命思想,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追随毛投身文化大革命至死无悔;但是,这种坚信只是抽象的、表面的;如果晚年戚本禹不畏强暴,理应与毛泽东的政敌顽强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然而,晚年戚本禹从来不敢具体地肯定毛泽东施展阴谋阳谋的赫赫战绩以及文革的政治成果,更不敢明言文革打倒走资派的宏伟宗旨,唯恐惹祸上身,唯恐红二代(台上的习近平刘源都是文革受害者!)翻脸砸了他的图书馆馆员的饭碗,禁止其发表用笔名撰写的古代题材的文章、书籍;为了五斗米,晚年戚本禹不敢不折腰!

当年,戚本禹广受造反派拥戴;1967年夏天,玉渊潭天然游泳场发生两件轰传全北京的事情:戚本禹深夜畅游玉渊潭以及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之女溺水身亡!玉渊潭游泳场造反派拉出大幅标语“戚本禹同志来游泳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巨大支持!”;而正值青春期的红二代公然喊出“打一打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狂妄口号;几十年过去了,造反派早已灰飞烟灭,而红二代业已掌权,晚年戚本禹显然心有忌惮。

文革开始时,很多红二代瞧不起戚本禹,有一句流行语:“17级干部算老几?”说的就是戚本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也配姓赵!

晚年戚本禹混迹于文化界,从未见他对文革中的猖狂行为忏悔、对为祸亿万人民道歉、特别是面对文革重灾区文艺界、教育界说一声对不起!

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打响第一枪;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字,却扣上一堆大帽子——“假革命”、“反革命”、“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然好景不长,刘少奇尚未倒台,戚本禹已入大狱!

正所谓:飞鸟未尽良弓藏,狡兔犹在走狗烹!昨日戚大帅,今日小爬虫!

但是,戚本禹首创的这些大帽子,却作为刘少奇的官方假名沿用了一年又半,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氏永远开除出党,才换用其它恶毒称号;而且,这种强词夺理、罗织罪名的写作方法,贻害一代文风!

假如晚年戚本禹具有作为人的基本品格以及坚强的士子精神,就要挺身而出,敢做敢当——如果认为当年炮打刘少奇是对的,就应该坚持己见,至死不渝;如果认为当年炮打刘少奇是错的,就应该认罪、悔罪并向刘家人表示歉意!而晚年戚本禹却噤若寒蝉,甘当缩头乌龟!

回顾戚本禹的人生脚印——戚本禹作为从山东小地方走出来的平民子弟,一步登天,进入中央政治局秘书室工作。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保密性极强,纪律非常严格,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久而久之,戚本禹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唯毛泽东马首是瞻。

1963年,戚本禹以《评李秀成自述》初试啼声;该文批判了当时史学界权威罗尔纲等人的李秀成模仿姜维伪降之说,批判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毛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然而,此文瑕瑜互见,其缺点也很明显:引用史料不多,学术视野有限,为了弥补学养之不足,只得生硬地以论带史。文笔顺畅,而文字功底平平,谈不上有什么文采;插一句题外话:毛泽东的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文字功底一般化,反观走资派笔杆子胡乔木、邓拓等却是功底了得,文采斐然!

1965年12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文革鸣锣开道;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史学界前辈黎澍基于丰富的政治阅历,私下对人言:戚本禹现在升得很快,将来肯定降得也很快!

毛下令把戚本禹关起来,不闻不问,若无其事;假如毛泽东万寿无疆,则戚本禹必然牢狱无疆。对此,晚年戚本禹如是表白——“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

晚年戚本禹的话何等卑屈,恰是其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自白!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政治清洗、迫害和暴力活动持续了十年时间,文革致死的人数,已经不可能有正式统计数字,各种说法不一: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如此民族浩劫,却被晚年戚本禹视为“太阳仍要升起”一般的自然规律,至愚至痴,这才真是“没办法的事情”!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结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由于人质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久之,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反而将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大量案例表明,人性是脆弱的,其能够承受的恐惧自有底线。当受害人遇上了凶狂的杀手,杀手随时可能取他的性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被允许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会觉得这是凶徒对他的宽忍和慈悲。他的恐惧,会转化为对凶徒的感激,进而变为一种崇拜。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法治阙如;臣子的祸福往往悬系于君王的一念之间;毛泽东时代的戚本禹亦然!

人非动物,岂能无缘无故圈起来,十几年不给说法;而且,即便是动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认为动物同样享有远离痛苦的权利,终止动物虐待,关注动物福利,营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世界,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晚年戚本禹对毛的痴爱,是不顾一切的,完全超越了人之常情,乃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病态表现!

聂元梓、王力等与戚氏经历相似的文革红人,最终有所醒悟,认识到文革悲剧源于体制,然后才是毛泽东、江青一干人等的责任,多多少少地转变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而晚年戚本禹始终见不及此。

李秀成在其自述将近完毕之际,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同理,晚年戚本禹也应懊丧地叹道:“何生老毛而闹文革,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李秀成在囚笼里迷途知返,而戚本禹进出秦城却冥顽不灵。

有这样一件趣事:晚年戚本禹和著名的右翼作家白桦等人一起吃饭;席间,白桦对毛主席出言不逊,晚年戚本禹多次劝阻无效后,热血冲顶,拍案而起,指着白桦的鼻子怒道:你再敢辱骂毛主席,我就敢抽你,不信你就试试!晚年戚本禹威风凛凛,一下子就把白桦镇住了!

然晚年戚本禹勇则勇矣,却无谋略——此时此刻,晚年戚本禹将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抛置脑后,不顾长者之尊,照搬文革派性武斗的老套路——言语不合,即大打出手,令天下人笑叹!此言此行,颇具文革语言特征,又具有文革的军事化和政治化色彩;然而,真动起手来,晚年戚本禹有可能按照违反治安条例吃官司!

其实,晚年戚本禹与晚年白桦都是能说会写之人,若以亲毛反毛为题展开口诛笔伐,煞是可观,何必上演全武行?晚年戚本禹与晚年白桦都是耄耋老人,体力相当,尚可言战;如果晚年戚本禹不幸光临壮年汉子毕福剑的辱毛宴会,又当如何?打架则吃眼前亏,沉默无语则有负毛泽东徒子徒孙的孝忱,战和两难,好不尴尬!

晚年戚本禹不仅誓死捍卫毛的神格地位,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历史地位,而且盼望历史车轮倒转,国家民族走回头路。套用文革语言,真正是人还在,心不死!

薄熙来酷似文革的唱红打黑,使晚年戚本禹看到文革死灰复燃的希望,他如同打了吗啡一样,老夫聊发少年狂!2010年,晚年戚本禹在上海支持召开重庆模式研讨会,这是一个由国内国外、两岸三地、工商学界、左右两派共同参加的研讨会;据目击者说:年近八旬的戚本禹连续两天正襟危坐在会场第一排,从早到晚,全神贯注,精神抖擞;然花自飘零水自流,薄熙来很快便一头扎入秦城监狱这个败者为寇的地狱,堪称晚年戚本禹的隔代接班人!

戚本禹在“文革”时期的讲话常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傲之气;1967年5月,在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大会上,戚本禹以不可一世的骄横口吻告诉听众:江青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是人类文艺的极峰,而莎士比亚、贝多芬等等不足挂齿!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如此妄言,在文革高潮不足为奇,然晚年戚本禹在其漫长晚年对此未置一词,既没有坚持己见,也没有做出检讨;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故而,借用《评李秀成自述》里的一段话还赠晚年戚本禹——“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相是不能更改的。”

薄熙来完蛋了,晚年戚本禹又改拍其政治对头习近平的马屁,人格底线云乎哉!2014年,晚年戚本禹积极地以热脸贴冷屁股,故作矫情地进行政治表演——希望习近平成为毛泽东第二。

今日中国的种种事态,显然与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背道而驰;晚年戚本禹不免发出如此悲鸣:“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

作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范例,晚年戚本禹赢得了中国新毛派的追捧;毛左于戚本禹死后妄称“继承戚老凌云志,风雨激荡五十年”、“生死英雄戚本禹”等等,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令人喷饭;区区小人,文化侏儒,何来凌云志?!

走笔至此,在笔者的想象之中,此时此刻,阴魂戚本禹一道烟似的奔行在黄泉路上,四处打探,终于如愿拜倒在毛泽东的阴宅门庭之外,磕头如捣蒜:“主席,主席,我来报到!”

毛泽东懒洋洋的声音传出来:“你是谁呀?”

阴魂戚本禹:“主席,主席,我是戚本禹呀!”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鄙夷不屑:“哦,一个反革命小爬虫!”?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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