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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忆延安岁月——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1938年11月。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我不反对延安整风,可是反对审干、肃反、搞抢救运动。肃反抢救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1939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来,1940年生孩子难产,休息了一阵,当了洛甫的政治秘书。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闻天一起从晋西北搞调查研究回延安后,杨尚昆叫去参加学委会,又参加了抢救运动。

刘少奇是为了参加“七大”回来的,他支持整风最积极。他过去一直被打成右派,长征时他就是跟着走,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从苏联回来的这些人很恼火,但是无可奈何。我们对他倒是无所谓的。整风一开始,刘少奇就给毛主席写信,说一定要搞总结,白区工作一定要总结,对白区工作的“左”的错误,应该从路线上检讨;总结经验,提意见,进行批评,都可以;这不是针对有教条主义的这些同志,他们还是领导同志,批评之后,还是可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就利用这封信发难,把刘少奇重用起来,刘少奇一下子就红了。毛主席把刘少奇信里的意见告诉了闻天,闻天赞成和同意。闻天是被动的,觉得“要作检讨就作检讨”,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整风,莫斯科回来的就都是教条主义了,连乐少华也挨整,说他们也是教条主义。乐少华是邓小平的连襟。

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被整的。

任弼时是秘书长,支持整风。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任弼时主持,闻天对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后,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乔木说是他自己写的。这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树立毛主席的。

王首道整风学习时是我们的组长,我是到他家里去开会的,不和闻天一个组。延安整风一起来反教条主义,他就把书都从窑洞窗口里扔出去。后来闻天说,怎么连马列主义的书都不读了。书还是要读的,不读书怎么能行呢?马列主义的书还是好的,看你怎么读嘛,不是不读书。当然,闻天也不多讲,讲多了没有用。这些人不听他的,听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还是读书的。

9月以后,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闻天同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七八个人一个组,在我们住的窑洞开会。我负责招待他们。他们一来开会,杨尚昆就要茶喝。那时茶叶很少,彭真给我们弄了一点,我只给他一个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开水。他们学习两条路线,大家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很随便的,都是态度和蔼。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就事评论,治病救人,所以比较平心静气。主要是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批评,为“七大”报告做准备。学习两条路线以后,从理论上、政治上大家的认识都清楚了。闻天情绪很好。他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对“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发了言,也感到四中全会“左”的一套是错误的。这个发言没有记录,但他自己有提纲,延安撤退时毁掉了。乔木同志说,闻天在延安写有一个党的历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说已经没有了。总之,那时是和风细雨,学文件,大家都作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发言。

博古、凯丰态度很好,都服从真理。那时王明称病,不参加会。他不承认错误。毛主席对王明还是进行说服。后来在大会上揭发王明的问题,孟庆树沉不住气,要把王明抬出来到会上去辩论。那次开会,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孟庆树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说:揭发的不是事实,连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责任;王明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整他。毛主席当时不动声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决心了,不迁就了。

经过学习,闻天觉得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少,希望到下面去锻炼,做些调查。我也向富春提出了下去锻炼的要求。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带了个调查团下到晋西北调查去了。后来林枫回到晋绥地区,说调查团对当地工作的成绩看得不够,不欢迎这个团。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了延安。在这个期间听说整风中对闻天有些意见,他没在乎。

回到延安后,因为王明生病,闻天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我跟毛主席讲了,洛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相当高,曼努伊尔斯基说,中国的理论家要数伊斯梅洛夫(张闻天的俄文名字)。毛主席听了以后发火了,说:他是什么理论家呀,从外国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他特别反对你。闻天听了没做声。他认为王明是在挑拨毛主席和他的关系,可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挑拨的。我让闻天把王明说的这些话告诉毛主席。他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回避了。

大家放开揭发后,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都写了检讨。闻天写检讨写得认真,里面谈了王明挑拨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的事。闻天认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拨、制造派性,自己没有上当,但是应该告诉毛主席。闻天承认自己有错。写好了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满意。

我们从晋西北回来,审干抢救已经开始。我们回来后继续住在蓝家坪。这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四五个窑洞,中间是会场。我们和任弼时、刘少奇住隔壁,任弼时在我们右边,刘少奇在左边。“七大”以后我们搬到枣园。毛主席一直住在那里。那个时期,闻天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好。

我搞过工人运动,同毛主席、刘少奇、王震这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刘少奇的秘书是王鹤寿的哥哥,他被捕过,坐过牢,被咬为特务,要审查,已经被关押在西北公学。我从晋西北回来后,刘少奇就要我兼任他的政治秘书,叫康生找我谈。康生对我还好,知道我经过长征,同毛主席熟。但是我不愿意当刘少奇的秘书。

审干时,康生是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中直机关学委会的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书处的组长,邓洁是行政处的组长。一开始我没有参加学委会。杨尚昆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邓洁。邓洁是在白区工作的,被捕过。凡是被捕过的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审查。所以不能让他参加学委会的重要会议。杨尚昆决定叫我接替邓洁当行政处组长。他说是发现了个积极分子,一定要我当这个组长。康生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经过苏区和长征来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别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担不了保;白区来的,你能相信吗?我说,我搞不了这个东西。杨尚昆说,你就搞一搞嘛。杨尚昆是比较客观的。他说:好多青年不是两条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他这样一讲,我松了一口气。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还有夏耘,后来当了冶金部副部长。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延安十天大会,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礼堂开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没有来。闻天说,康生在莫斯科时那样捧王明,后来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转得快,马上给王明列出60条教条主义表现。闻天看了这60条后对我说,康生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整得过分了。康生是个小人,他刚从苏联回来,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机分子。王明1937年回来时,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欢迎王明,就没有对王明怎么样,后来才变的。你“左”,我更“左”,要什么有什么。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苏联的经验。原来搞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康生也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神经过敏,神乎其神,特务搞得越多越好。那时毛主席相信这个东西,也比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问题。康生没有毛主席,行吗?

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由下面的同志起来揭发。大会上你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派了任务的。

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1959年后,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

十天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登峰造极。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庆施坦白。他们怀疑他老婆自首过,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会把老婆放跑。王鹤寿在大会上向柯庆施提问题,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妇联就这样造谣,讲柯庆施的老婆曾宪兰跑了。没有跑嘛!他们打了她。蔡大姐也出来劝人家。我说,你也来劝干嘛?她说不搞出一个不行,搞不出来受批评啊!曾宪兰实在受不了车轮大战,没有办法了,神经错乱了,就乱讲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个枯井里自杀,死了,这连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明明知道她已经跳井自杀了,还是到处找,还找到我家里来了。

妇联搞得很“左”。搞一个劝说运动,斗不下来就不让下来,交代了就戴朵红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么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们敲锣打鼓,一会儿就敲一阵,过一会儿又敲一阵。斗争不能停,里面是换人的,被抢救的坐着不能睡。有的人神经错乱了就讲了,有的就瞎讲起来。妇联就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凯丰的老婆,那个离了婚的,也被怀疑。讲她是有目的地打进来的。这个问题她讲不清楚。乔木搞她的时候晚上打了灯笼,搞车轮战,疲劳战术嘛。他动员我去,我懒得去。我就自己去劝她,她就哭,说:“我爱凯丰啊!我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我很单纯的。”她实在讲不出,一面讲一面打瞌睡,拼命抽烟。后来得神经病死了。

中央党校搞得很“左”,有吊起来逼供的。

有些“顽固分子”,像滚绣球一样的,送到西北公学去。西公在一个山沟里,和保安处一样,都是关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们写材料,天天写。

康生说,李富春他们中办一个也搞不出来,是右倾。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处也搞不出来。李富春催我们催得厉害呢,说我们右倾。我们完成不了任务,有百分比的。我们只搞了吴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写,什么也写不出来,突击她,突击了好久,突不出来,怎么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纪轻轻地到这儿来,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王首道还问过我:秘书处一个也搞不出来,这是我思想有问题,还是什么事;人家怎么搞的,介绍点经验吧!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搞不出来。可能是没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来那么多!

有公正的人。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是公正的人。他们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况。

十天大会,任弼时去听,去看了,就发现了问题。弼时是好的,他有经验,说没有那么多特务。八七会议时我就认识弼时。他来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谦虚的。他来向我了解情况,我就向他反映说,有些人讲,说是特务,又搞不出来;说不是特务,他们的社会关系又是那么复杂。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弼时说,复杂不一定有问题。

任弼时是二方面军来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军没有瓜葛。在苏区,任弼时不赞成搞公开斗争那一套,说他右倾。他一直戴着个右倾的帽子。实际上他是正确的,不是右倾。可是那个时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时,他工作倒是工作,实际是靠边站的,陈云同志代替了他。他讲要特别注意团结,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个大家庭,不搞山头。毛主席讲,要承认山头,要消灭山头。为什么承认?当时革命根据地,需要山头,山头是自然形成的。但现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军的,我是二方面军的,他是四方面军的。这不好。是一家人,消灭山头。当时一方面军看不起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看不起一方面军。这个事毛主席还是对的。一方面军正统啊!吃得开。四方面军被排斥。李先念这些人,都被弄去学习了。

刘少奇也经常找我问问。他说,你们突击的一个医生,过去我一直隐藏在他家里,没有出事嘛!要是特务,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现是好的,到苏区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同什么人来往。我就相信他讲的这些。

闻天没有参与学委会的活动,人家也不会让他参加学委会。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边区工业与财经的调查。那时西北局研究室是贾拓夫负责,他把闻天的调查材料拿去印发。闻天躲开了抢救运动。他有怀疑,说遍地是特务,哪里有这么多的特务?没有具体材料嘛。他同康生辩论,讲斗争厉害,没有办法就编嘛!知识分子能写嘛!写了就轻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们窑洞隔壁,拿来一本本材料给闻天看。闻天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说这里头有许多是假的。康生说,那是真的啊,他们保证不翻案啊,已经斗出来好几个了。他讲得天花乱坠。闻天看讲不通,就不再说什么了。闻天先是采取超脱态度,后来看了那些材料,又听我反映,就对任弼时讲,要慎重,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们当中发现特务;延安圣地,抗日旗帜,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来的。

周恩来没有参与延安审干和整风,他有锻炼,比较稳。我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你批准我们一些人学无线电的,有人后来牺牲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这些学无线电的;无线电是共产国际搞的,都是绝对秘密的;十几个人,都是你批的。周恩来承认,是他批的,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些人也还是在查。周恩来自己也被动。他搞统战,又长时间在白区工作。白区大部分是“红旗党”啊!周恩来自己还讲不清楚。他不敢讲话,不敢出头作证明。当时他就住在我窑洞外面附近,只给工农讲课,到勤杂人员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也申明,抢救搞不下去了。

任弼时把意见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是听得进去的。十天大会开了三天就停了。再开下去,就都是特务了。毛主席写出了个审干决定。这九条最受抓人者的欢迎,因为实在抓不下去了。

整风中人人检讨,把人整垮了。闻天讲,你看老杨(尚昆),人都瘦了,讲他什么主义,他紧张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对杨尚昆是很厉害的,说他:你这个人是没有角的,你像个橡皮球。就是讲杨尚昆软嘛,和稀泥嘛!其实毛主席的棱角也太厉害了,杨尚昆倒是比较稳的。

检讨不过头不行,就是过了头还是不行。王明就不够,没有过关,就作为重点了。整风也使一些人之间结了怨。薛明和叶群就是在那时结下怨的。

整风时“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选举。中央委员名单,毛主席都是同闻天商量的。闻天说,毛主席负起责任了,来商量了。“七大”代表对王稼祥意见大,在预选中,他没有选上。毛主席说,这些人都落选了,连候补委员都没有上,再选时要把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闻天商量,闻天还在考虑。毛主席讲话是很风趣的,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对我又是很随便的,就说,你是娘娘,也讲讲你的意见。我说娘娘已经下野了。他说,皇帝下野,娘娘没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说:列都列上,选不选得上是人家的事;邓发你就不要列了,这个人杀了好多人,肃反,他是保卫局长嘛!我那时就有意见。

“七大”预选时落选的,一个是李维汉,一个是邓发。王稼祥是另外的问题。我问过耀邦: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是有功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对他?耀邦那时是总政干部部长。他说:主要是军队的代表反对王稼祥当中央委员;好多干部对他也有意见,我还在拼命为他做说服工作,说要从大处着眼;他这个人很刻薄,整人很厉害;他又长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

闻天参加了“七大”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写了检讨。他当选没有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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