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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十郎:中共就是个农民党、汉族党,连老马的话都忘了

—从汉族知识分子说到「汉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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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这儿涉及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盲点」,但这「痛点」与「盲点」不是中国「汉族知识分子」造成的。中国大陆的网络、纸质媒体、视频都把民族问题视为禁区,弄不好就会大祸临头,说你是在煽动民族对立,挑起民族矛盾,根子是「媒体姓党」。

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有本大作叫《知识分子》,中译文早在一九九九年就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引用了第三十四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知识分子的调侃:「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当然,这定义充满了对「文人」的鄙薄。知识分子好夸夸其谈,往往脱离实际,譬如大哲学家罗素,写过如椽巨着《西方哲学史》,但对日常事务却是陌生的。「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约翰逊的最终结论是:「任何时侯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藏族作家阿来的观点和启示

南方周末》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版,刊出了藏族作家阿来的专访:《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阿来说:「我不认为民国是个好时代,但凡爱说民国范儿的肯定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只能算是汉族知识分子。须知中国从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不站在这个基础上看中国就看不清中国。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按:孔子说的『远人』实际上就是相对于中原人的边疆族群。修明政治让边疆族群心服口服。)总说民国范儿而不能看到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局限,尤其是他们对边疆族群与文化的疏忽,这个文德修得可不怎么好。(按:我们忽视了边疆族群的习尚、语言、文化,採用的是汉化的策略,让他们忘却民族的记忆。一位少数民族女歌手唱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惜我不能用母语来述说……』这多么悲凄。)知识分子一定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来看问题,传统儒家还有『天下』的观点(按:天下不等与国家,正如国家不等于党,爱国与爱党不是一回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不是国家兴亡,在中国历史上多以家、国、天下连称。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统一诸国称有天下,由统一而分裂称失天下。)连这样的眼光都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就纯是扯淡。」

阿来继续说:「少数民族佔十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要跳出汉族圈子。你的知识学问,你在谈社会问题的时候,要谈中国问题,不要只谈汉族问题,而且只是东南这一熘的问题,上海北京、东南沿海……问题,不谈甘肃,不谈新疆和西藏,多半个中国都忘记了,算什么知识分子?」

阿来这儿涉及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盲点」,但这「痛点」与「盲点」不是中国「汉族知识分子」造成的。中国大陆的网络、纸质媒体、视频都把民族问题视为禁区,弄不好就会大祸临头,说你是在煽动民族对立,挑起民族矛盾,根子是「媒体姓党」。「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知识分子‧译序》)这种被收买了的丧失了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传统中叫「犬儒」。

但在中国边疆:甘肃、新疆、西藏到底有些什么不为人知的状貌或发生了些什么未被「汉族知识分子」重视之处呢?

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不是为「犬儒」们所渲染的在共饮一杯和谐美酒呢?(美)爱德华‧萨义德说:「与其透过调和来理解音乐,不如透过不调和」。他引用古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想要在音乐中创造和谐,一个人先得研究不和谐。」这话懂音乐的人都能理解。不管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的交响乐,它都是管乐、弦乐、打击乐众多乐器共同完成的。音乐家要把这诸多音响、旋律、音色、节奏组成一个共同的音乐体(乐章)和谐一致地演奏出来,音乐家首先就得弄清楚这些乐器的不和谐之处,然后才谈得到组成和谐的乐章,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统一也应作如是观。

今日中国的西北边疆,自焚不断,暴力不绝,藏民居住区与维族居住区军警密佈,工事林立,场面如同战争。我们研究过其中的原因么?有一份《呼吁人大纠正现行民族政策》的呼吁书说:「二○○八年拉萨事件,西藏当局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但至今未将足够的证据公诸于众;二○○九年乌鲁木齐事件后,新疆当局称『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的』,至今也未向公众交待具体情况,建议人大就此问题向有关单位质询并公佈结果。」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呼吁书》最后说:「把民族问题的外部原因,当做掩盖官方错误的藉口和对执政责任的开脱,只会使问题不断加重。」

政治专制导致族群迫害和宗教迫害

其实,官方宣传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官方一直宣称:达赖集团是在搞「藏独」,是分裂主义者。据韩达潮说,他在布鲁塞尔瞭解到的达赖喇嘛尊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达赖坚持的是反分裂的坚定立场。化解汉藏仇恨,放弃西藏独立的诉求,要在中共现行的法律框架和政治制度下谋求西藏自治。达赖以为人类相互杀戮血腥残暴不符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和精神以及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他採取这一政策也是出于政治现实考虑,是为了保全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

我们的大中华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首先应做到瞭解各民族的不和谐(即相异之处),写好一曲有声有色的交响乐。比如藏族与外界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处,即藏文化的文明积累是在遍佈藏区的寺院裡得以保存和传承的;藏区的村镇部落以寺院为中心,藏人以僧人为文化精英。摧毁寺院就是对藏民族的最大打击。

四川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僧舍两次被强拆,僧众被驱遣,当局以为是在「整肃」秩序,其实是伤及了藏民族的心。「中国人不懂外国人的宗教感情,外国人不容易懂得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一个用宗教眼光看政治,一个用政治眼光看宗教。」(《大家国学‧金克木卷》P116)中国政府的眼裡宗教就是政治,他们对组织起来的宗教有一种恐惧感,对藏民族有一种恐惧感,在五明佛学院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阿来,身为一个藏族作家,也许比一个汉族作家更瞭解边疆少数民族的习尚、心声,也更瞭解少数民族的苦衷。

其实,中共就是一个农民党、汉族党,它缺乏一个宏大的胸怀与宽阔的眼光。这个党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在未来联合体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你不信宗教你就该去限制宗教、钳制宗教么?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争鸣2017年7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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