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新华社新闻信息报导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作为2015年发布的新闻45条禁用词的补充。在这新增的57条中，提到“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等过去惯用提法，也在禁用词之列。
这不禁让那些从小受中共教育，张口闭口“解放前”、“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人大吃一惊，一些人也猛然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与“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等类似的说法还有“新社会”、“旧社会”。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这三种说法均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份的政治学裁断。狭义地说，“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前”、“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的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毋庸置疑，在中共制造的语境下，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告诉中国人，1949年前的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1949年后的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换言之，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对此，中共藉由媒体、学校等全方位长期地向中国人灌输，让中国人不自觉地将“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如此颠倒黑白的说法当成“真理”，进而接受了中共才能拯救中国的说法等。
然而，真相却恰恰相反，中共治下的中国才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
自中共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不仅将中国的脊梁──知识分子一次次迫害乃至戕害，让他们或选择沉默，或成为中共的附庸，而且无数普通人亦难逃厄运。50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1989年学生运动，至少三万人被害。资料显示，中共迄今至少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而且至今屠杀未休，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更是全世界皆知。
此外，经过中共几十年的血腥统治后，民众对中共政权噤若寒蝉：对于这样恐怖的政权，还是什么都莫说为妙，更遑论办什么报纸，上什么街示威。
中共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原因就在于中共是一个极端利己的利益集团，其不仅把持一切资源，而且中共上下官员的贪腐，已成为常态，这不仅使人民创造的财富急剧流失，而且让当下的中国人还在为买房、看病、上学忧心忡忡。
种种事实表明，中共才是祸乱中国的根源，中共治下的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法享受言论、信仰、出版、远离贫困和远离恐怖等各项自由。
与之对照的“解放前”的“旧社会”、“旧中国”的民国时期，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
北洋军阀时期，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像中共那样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的标准更低。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的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采。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战争不断，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得过去。
在这样的民国政府前，中共政府所言的“新中国”又“新”在了哪里？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与中国古代社会缔造的种种辉煌相比，中共政府更是厚颜无耻。因为被中共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
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蒙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而号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中共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的钦羡过？当今国人不断的用脚投票，西方国家虽然与中国做生意，但却高度警惕中共，又在说明什么？
如今，中共主动禁用“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等说法，其实就是在表明其对此是心知肚明，就是意图在淡化以往的宣传。被中共欺骗了几十年的不少中国人，还有多少被灌输的东西要被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