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酷斗地主的大会场景。（网络图片）
1945年到1949年，中共在所占据的农村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土地改革，类似的场景在中共建政后在全国各地农村同样出现。
1947年，土改工作队员和作家周立波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描述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被当成土改教科书数十年来广泛流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小说《暴风骤雨》被拍成同名电影，反复播映，对国人进一步洗脑。
2005年，纪录片《暴风骤雨》问世。这是蒋椒、段锦川在经过数月的详细调研，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和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屯进行拍摄，并历时一年完成的。迄今为止，这部纪录片却只公映了三次。
为什么只公映了三次？导演蒋樾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如是说道：“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定论了，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室放的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那么党史就得重写。”
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中的历史宣传
中共党史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初，中共北满省委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从战时的“减租减息”，转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说明无地、少地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东北局随即决定放手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就此开展。
随着国共内战的发展，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跃转向了十分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并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在如此激进的政策下，在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打乱杀的残酷情况。直到1948年，中共“纠偏”，局面才得以控制。
作家周立波是在1946年9月来到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的元宝村的，并就任区委副书记，领导了当地的土改运动，其后完成了小说《暴风骤雨》上下卷。上部描写的是“五四指示”下达后到《中国土地大纲》颁布前，元茂屯（即元宝村）在工作队领导下，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进攻的故事。下部描写的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斗争。
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之改编为同名故事片，由谢铁骊导演。在小说和电影中，韩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土地所有者被描述为欺压百姓，奸猾、凶残等。
按照中共的说法，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扎稳了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并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战争和建设，而《暴风骤雨》等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与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所展现的历史不同，纪录片《暴风骤雨》通过元宝村老人们的回忆和掌握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
积极参加运动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队员的言辞中，“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即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是最明确的团结对象。但几十年后，纪录片中的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对于这样的人，当地人称为“二流子”。
这些人在中共的煽动和培训下，很快被激发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么剥削人”，随之开始了“血泪控诉”。于是，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由此开始了对地主的打杀。
真实的地主韩老六
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是韩老六。电影里，当工作队员找到租种韩老六家地的“郭孩子”郭长兴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著棍，个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而且是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
然而，对于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由老百姓选出的“韩保长”，纪录片《暴风骤雨》中的老人们的回忆却完全不同。农民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省吃俭用的地主们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著棉裤撅著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显然，如果没有中共的指点，农民们根本意识不到地主们在“剥削”人。在他们眼中，“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
农民刘德福试图总结这段历史：“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不过你可以想像，两级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而中共改变这种“两级分化”的办法就是斗地主。
残酷的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那场针对地主的运动“挺残酷”。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而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更多的时候，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的出来打骂声和求救声。
可是，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瓜分地主财产
斗完了地主，那些“二流子”们和普通农民分得了地主的财产。纪录片显示，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
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那个时候，赶着大车，赶着扒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扒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暴风骤雨过后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这中间有多少是误杀的？高凤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
早已坐在轮椅上的刘福德对着镜头感叹道：“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而掀起这场暴风骤雨的中共，至今的罪责仍未被清算。但纪录片《暴风骤雨》已掀开了中共党史又一页虚假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