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CY(共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闾题，我把这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展赞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
“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査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击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后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问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问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随同周恩来到上海。周恩来在上海期问，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颖超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
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颖超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仅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
邓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级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么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开，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用，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进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车，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镯，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张春桥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到张春桥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
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人、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为张春桥“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 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镯，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撃》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