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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1949——读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

《大江大海1949》作者,中华民国首任文化部长(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一、缘起

2011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我到了奥斯坦德。住了三日。除了吃鱼吃虾,海螺、螃蟹,还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友人寄来的PDF。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本书,也看过一些评论,以及评论中的摘录,但一直没想找来看。因为不喜欢才女写的东西。才女们爱煽情,文笔忽悠,天马行空,忽东忽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仅中国才女如此,外国也是。我常看的比利时白领杂志,VIF/L’EXPRESS,其主编就是才女,人极漂亮,经常在首页发表时事评论,我每次都读,但从来没看懂过她到底要说什么。不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我倒是大致看懂了她要说什么,就是逃亡1949。但她非要命名为“大江大海1949”,可见才女与吾辈,绝非同类项。我说大致看懂,是因为看得并不认真。才女既然可以忽东忽西,我当然也可以忽前忽后挑着看。例如她写列宁格勒围城,我就一目十行地跳过去。我想不出来,远西的列宁格勒围城,与远东的中国1949,有什么关系?她写的列宁格勒那些事,我全都知道。我想,她那样写,可能是为了呼应长春围城。但关于长春围城,我知道的也不比她少,所以也跳过去了。

然而,书中所述,有一人的逃亡1949,我闻所未闻,为之动容,与之共情,几至落泪。就是诗人痖弦。

我知道痖弦,不是因为他的诗——我没读过他的诗,我害怕读新诗——而是因为周腓力。但怎么就因为周腓力,却想不起来了。古狗了一番,也未能确认。印象中,可能是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周腓力的《一周大事》,并授之一等奖,痖弦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当时是该副刊主编,为周腓力写过评论。周腓力对此在回忆中有所介绍。但我现在找不到相关材料。翻了手头的一本《洋饭二吃》,1994年初在台北一家书店买的,薾雅出版社出版,没找到痖弦二字,倒看见书末有一篇龙应台对《一周大事》的评论,写得蛮明白的,不像她名气更大以后写的那些忽悠文章。

二、痖弦的逃亡1949

1948年,痖弦16岁。11月4日,河南省南阳,十六所中学的五千学生,组成豫衡联合中学,由校长老师带着,步行往南,逃离战祸,目标湖南。为何选在11月4日?龙应台在书中没解释。据百度百科“南阳解放”词条:“4日下午,王凌云部在对南阳城进行大肆洗劫、疯狂破坏之后,将南阳城内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师生及一万多名工人、店员、市民掳掠出城,沿白河南岸南下,以三四十华里宽的行军路线,向新野、襄阳方向狼狈逃窜。王凌云部南逃后,(我)六军分区三十九团迅速占领南阳城。4日晚,毛泽东接到报告,挥毫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也就是说,1948年11月4日,痖弦他们五千中学生,还有一万多市民,是跟着弃城的国军王凌云部走的。老百姓为何要走呢?痖弦说:“因为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痖弦的父母没有跟着走。他家里有些地,算是地主,父亲当过副乡长,解放后死在青海劳改营,罪名反革命。他母亲病死在村里。痖弦是独子,16岁那一走,他父母再也没见过他。走的那天,他父母在人群里找到他,塞给他油饼,他还不好意思,看都没看他父母一眼,头也不回,就这么走了。这段描写,让我想起我下放那天,我妈送我,我也是类似的不好意思,也是头也不回。

痖弦他们走了两天后,淮海战役开始,战场在南阳东面500公里的徐州附近。他们那一走,自然是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还以为,就像抗日时期撤到西南的联合大学,联合中学一样,仗打完了,便可回家,于是一边走,一边坚持办学,读《古文观止》。走了一千多公里,到了湖南零陵,已是1949年8月。正逢孙立人招兵去台湾。痖弦去招兵站看了看,吃了顿红烧肉,便报了名。他说,出走大半年来,根本没吃饱过,更没肉吃。也就是说,痖弦命中,有一顿红烧肉来救他,使他离开那中学生的队伍,去了台湾。那个学生队伍,后来随着撤退的国军黄杰部,翻越十万大山,一直走到越南,只剩下300人。三年后,还是去了台湾。另外那4700人,一些病死,一些失散,一些回了家,总之,留在了大陆,命运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只消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交待为什么逃,就够那4700人受的。

三、父亲的逃亡1949

痖弦的逃亡,令我唏嘘、共情,不仅因为我经历过多少有点类似的下放,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父亲也曾随着学校和老师逃亡,也是1948-1949,也曾逃到湖南零陵。以前,我以为,父亲的逃亡只是个个例,没有代表性。现在,我知道,逃亡,是1949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共同的悲剧。

然而,我父亲的命中,没有痖弦的那顿红烧肉。而且,即使有,去台湾,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父亲比痖弦大十岁,经历因而复杂许多,抗日时期当过共产党,在山东八路军里当文书,期间被共产党当作托派嫌疑关入监狱一年半,逃跑后被日本人抓了,又关一年监狱。所以,我父亲的五年抗日,有一半时间在我敌双方的监狱里度过。1948年,父亲在蚌埠上学,学国防建筑。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父亲他们学校撤到南京,然后上海,然后湖南零陵。1949年8月18日,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投共),我父亲又随学校撤到广西,途中还遭土匪抢劫,最后,在桂林,学校被解放军收编,父亲的逃亡史终止,那是1950年初的事情。从蚌埠到桂林,有多远呢?查古狗地图,直线距离1300公里,绕道上海,则有2000公里。也就是说,父亲的逃亡1949,逃了2000公里,比痖弦远得多,跟痖弦那些从河南信阳出发,最后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越南的300同学,在逃跑距离上差不多,吃的苦也差不多,只是命运差了许多。父亲后来的59年里,一直都在为五年抗日赎罪,再未能挺直腰杆做人。

人生如棋。如今,马后炮一番,将父亲的逃亡1949复盘,他在桂林的最佳选择是什么?

也许,去香港,是父亲当时可能想得到的最好的选择。1949-1950年,数十万难民涌入香港,必得大兴土木,父亲学的是建筑,自有用武之地,说不定能成香港地产大亨呢。但父亲不会说广东话,正患肺结核,又没钱治,如何知道,在香港立住脚之前,不一病不起呢?

父亲最后活过86岁。他临死前一再声称,他的一生,一步都没走错。可是在我看来,他15岁投身抗日这步便走错了。抗日很好,很高尚,但是你能干的事情吗?跟着共产党抗日,免不了共产党设下的牢狱之灾。抗日期间,父亲那种家庭出身的,个人利益最优的出路,是去上学,比如汪曾琪、杨振宁。但汪曾琪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解放”后还是当了右派,灰头土脸二十年。真是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而且,像汪曾琪、杨振宁那样,千里迢迢,去西南大后方上学是要钱的,当时我爷爷有地,却无钱让孩子们上学。1950年初,父亲逃到桂林,仍还有选择。但他选择了最容易的,因为马上就有饭吃,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须一辈子唯唯诺诺。说到底,父亲不是那种敢闯的人,甚至没我敢闯。我在公司受不了洋老板的气,还敢孤身一人,漂天过海,逃到一万公里外,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巴西,而父亲在人生选择中那种关键时刻——马上要变天了,他又不是不了解共产党,却不敢离开单位,去仅相距600公里,那么多人都逃去了的香港。当然,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父亲说一步都没走错,也许有道理,换任何其它一种活法,他可能都活不到86岁。然而,活着真的就是胜利吗?

共产党经22年流血,夺得大陆的那场“革命”,结果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真是毫无道理,这就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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