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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向毛泽东告密:粟裕“里通外国”

—刘少奇周恩来在十大元帅人选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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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力荐粟裕当元帅,但没有成功。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并肩作战

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③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①。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建政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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