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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恩:1966老舍之死-----自掘坟墓

—老舍之死:五十年前太平湖畔悲剧如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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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1966年8月24日,当老舍踏进太平湖了结自己生命的时候,是否会记起他在15年前所写下的这段话?在这篇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上,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里,老舍热情洋溢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一场批判大会上受到了教育,面对万众一心的喊打声,老舍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这场打人的合唱之中。在这篇文章里,“打人”并非仅仅对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进行身体上的凌辱,更是“为社会除害”。老舍号召“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不要对那些“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有所怜悯——而15年后,这个站在人群中喊打的人,自己却成为了这个“跪着,颤抖着的家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当老舍写下这段话时,他刚刚从美国回国两年。此时的老舍正享受着“新政权”为他带来的种种荣耀,周恩来特别嘱托冯乃超和夏衍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他回国,他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内定为文联主席,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就在他写下这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后不久,他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个至高的荣誉至今仍是辞典上老舍条目下必不可少的荣誉头衔。

尽管在1949年前,老舍最负盛名的作品《猫城记》里,他有意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调侃为“大家夫司基”,还暗讽某些人对“马祖大仙”的崇拜。而在一篇少为人知的作品《大悲寺外》,他曾经描述了一场学潮是如何被煽动起来,并且将一个“慈善宽厚”的学监活活打死的,打人的学生虽然最终得到了黄学监的宽恕,但自己却活在灵魂的拷问和煎熬中。

1949年前的老舍对暴戾毫无疑问采取反对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但在1949年后,他再次面对以“打人”为口号的批判会时,他却真心叫好,并且表示这是给他上了一课。他是如此真诚地拥抱“新政权”,在接下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老舍用自己热忱的实践,展示自己在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中学以致用。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老舍曾经的朋友丁玲和陈企霞,老舍几乎一次不落,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他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其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9年后,这句话成为了官方为他钦定的死因。9月28日,老舍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精心准备,他痛斥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更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在为批判他昔日挚友吴祖光而特别撰写的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老舍就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尽管事后老舍对吴祖光不乏心怀愧疚之感,但当他在大会上痛斥自己老友时,确实给坐在台下的人做了的很好的榜样。

老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热情配合,对同行和朋友的大力批判以及对“新政权”的高唱颂歌,甚至连某些人都觉得难为情,在1957年9月11日,老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他的匿名信,尽管刊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这封信的内容,但也足见老舍的种种行为确实到了令人齿寒的地步:“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吗?”

这个曾经被老舍大加批判的问题是否在9年后曾经萦绕在投身太平湖前老舍的脑际?尽管没人知道他在自杀前究竟想了些什么,因为并没有片纸字句留下来,有些人声称他读了毛主席的诗词,这是他最后的想法吗?用革命领袖的慷慨壮怀的诗句为自己送最后一程?亦或是对自己如此真诚、彻底地赞颂的革命却反过来吞噬了自己表达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他的死亡一如他死前最后的想法一样是一个迷,甚至有了专门的调查报告来缕述这些众口异词的说法——老舍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传奇,被赋予了各种崇高的意义:“士可杀不可辱”、“用生命为维护最后的尊严”等等,他被人同情、哀悯,但很少有人从中读出某种浓黑的讽刺意味。

一年后,当他的妻子和儿子来领他的骨灰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老舍是反革命,不许家属领回骨灰,他们被命令缴了28元火化费后离开,在那以后,“28元”成了北京一个流行语:“打死一个人,也不过花28元”。在老舍遗体被发现的那天,北京有86人被殴打致死,这些被打死的人大多数和老舍的最终归宿一样,骨灰抛诸荒野。只不过他们没有老舍幸运的是,老舍最终还可以等来被平反并风光大葬的一天,并且还会有人不厌其烦地细细搜求他的死亡故事。这至少证明昔日的名声和地位还是有用的,尽管在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支笔和一副眼镜。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网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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