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
二十九、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由于本书作者给当权者留点面子，不欲悉数披露，关键之处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笔者只能参考《邱会作回忆录》将这段秘辛记录如下。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
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三十一、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页861)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他们好厉害呀……”(页861)(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862)
由此可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