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3日，军委常委会后于广州东山小岛合影。左起前排：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后排：罗瑞卿、聂荣臻、徐向前、陶铸、叶剑英
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如果简要地概括“广东反地方主义”历程，可以这样说：“广东反地方主义”起因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组阁华南分局和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发难于李雪峰批“广东土改右倾”，深入开展于赵紫阳、陶铸入主广东，停止于林彪、黄永胜垮台，终结于毛泽东去世;初步平反于叶剑英上升为中共三号人物、成为邓小平必须依靠的元老，彻底昭雪于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叶剑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3]。这两次改组，就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没有真正的“外来通天权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发展良机，毫不存在“反地方主义”。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全国一分为四，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4]，“分封”给高岗、饶漱石、刘伯承、林彪。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5]”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不久，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没有中南局一号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广东么?)。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于是，陶铸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大权。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
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先后调入数万名大军、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6]”。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好当场检讨自己的广东特殊论。这时，人们方明白，所谓“广东地方主义”，其特征是：1、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2、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从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9日以调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上报中共中央要求彻底为地方主义平反割尾巴(《关于冯白驹、古大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彻底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为方方彻底平反的通知——历经15年的反复伸冤，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复的《复查报告》说——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28]
广东反“地方主义”为何能持续20年，广东为“地方主义“平反为何要历经15年——一个省的“地方主义”冤案，竟比全国的‘反右扩大化’、为‘资本家’平反还要艰难?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挖掘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
中共中央1994年为方方平反后，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全部平反了，广东的“地方主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这证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仍是正确的——“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29]这也证明，叶剑英当初关于广东土改应注意广东七个特点的论断也是正确的。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以公尝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广东全省公尝土地占有总耕地的33%。公尝田名义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实际上绝大部分支配权在地主手中。由于公尝以公有财产的面目出现，“活地主”隐藏在“死地主”后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小部分公尝田由该族子孙轮流掌管或耕种，其收入作为祭祀和办学的费用。因此，应作深入调查，区别对待。
(二)占总耕地面积10%的沿海、沿江围垦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恶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沿海、沿江淤泥积快要成田的时候，围以卤草，就有所谓“沙骨权”，如果别人在他有“沙骨权”的地方围垦，他们仍然可以按季向农民收取所谓“粳谷”;如果他们将沙坦围以木桩或堤坝，向政府缴税领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权。他们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数雇工经营。沙田的租佃关系复杂，农民往往须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种土地，地主层层加租，封建剥削严重。
(三)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华侨地主或华侨小土地出租者多是在国内无法生活而出国谋生，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赡养家属。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侨汇断绝，许多侨眷无以为生，饿死或逃荒。华侨鉴于此，所以在家乡购买一些土地，作为瞻养眷属或归国后生活凭借。
(四)典当土地比较普遍。有农民典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剥削阶层，受典者再转租给其他农民耕种的;有地主富农之间或农民与农民之间典当土地的，有破落地主典当给农民的，等等。
(五)华侨众多是广东的一大特点。因此在制定广东土改的华侨政策时，主张对90%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以合理照顾。对一般的华侨地主，其在“农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照顾”。他认为对待华侨地主同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幼稚的。据此，在政策上，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给予酌情照顾;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密切关系。在土改中，广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城市正常工商业活动秩序和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政策。1951年，华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特点对兼地主的工商业者，讲明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政策，使他们解除顾虑，安心就业”。如果只是工商业财产、丝毫也不动他的。
(七)广东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较多、沿海渔民较多、海南少数民族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鱼塘、桑基、果园、塘禾田等)较多的特点。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政策。如对沙田，规定处理的原则是：凡应没收与征收的沙田，“属于水利工程较小，适合于分散经营者，其土地应分配给农民所有”，“属于水利工程较大，不利于分散经营者，均应收为国有，按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四种办法经营之：一、私人投资经营;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三、农民合作经营;四、国家经营”。[30]
但是，为何当时和今天看来都言之成理这个叶剑英广东土改特殊论，会带来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呢?1995年以来，广东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吴之、贺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杨立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刘田夫回忆录》、《曾生回忆录》，把反地方主义的根源作了翔实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主要意见如下：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与叶剑英，四野与两广纵队、广东地方干部、军党与地方党的矛盾，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只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导火线而已。
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
有人认为，赵紫阳、陶铸之所以相继来到广东，是因为在“四野”南下广东后，中南局认为以叶剑英、方方为首的华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彻底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领导广东的政策。1999年10月，原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干部，现为深圳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的叶青茂和原两广纵队炮兵团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我回忆了一件从未披露的重要史料——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交战——
1949年10月17日，已经转隶四野的两广纵队(新番号为24师)，由邬强副师长的指挥，在广东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龙华墟一带，围歼国民党一五四师。包围圈缩紧后，一五四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来一团长联系，声称他们已向华南分局联系起义，两广纵队即令其撤出所占山头，进镇接受投降起义仪式。在接受过程，两广纵队袁庚率领的炮兵团一连在夜晚接收一山头时，却遇到开枪阻击，连长王同遂率领队伍全力进攻，结果攻下山头，俘虏“敌军”一个连和连长。
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被俘的一个连，并非国民党一五四师，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一个连队，那个被俘的连长更是号称“英雄连长”的英雄。这时两广纵队方知打了一场误会战，误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为自己的战斗力而自豪——两广的两个纵队，其战斗力竟然可以打胜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团。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团，虽然知道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据叶青茂分析，这一次小小的误会战斗，从此种下了“四野”憎恨广东地方党政策干部的祸根。现在虽无明确材料证实当年林彪等人对此事的发怒，但后来四野方面一再批评广东地方干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这个微妙因素的。
“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
另有一种分析认为，上述偶然冲突，只能在更本质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长期以来的林、叶之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的根源。因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津战役、挥师南下后，已经把中南及广东作为了自己新根据地与落脚点来设想，但是叶剑英离开北京市长之任，到广东占据华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预期设想。为了夺回“华南广东”，林、叶必然要争战一番。叶剑英虽与毛泽东关系不错，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关系更紧，而且在东北战场之后，战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这场争斗中，林胜叶败是必然的。叶剑英在调离广东时，对一些干部长叹：“主帅无能，累及三军”，是一句实话;接下来又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31]却并未说出全部事实，光靠一个陶铸，如何搬倒叶帅?没有林彪出面，断然不能。
林彪1949年5月把东北让给高岗，毛泽东当然要重新给他一个新地盘，自古功臣必封侯，虽是共产党，虽是“社会主义”，也依然少不了这个传统，把中南两广分给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当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编国民党独立第二十四师而后转隶四野时，林彪就是派当时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去下达任命，宣布团以上干部的任职。这说明，陶铸管理广东，并非是1951年的想法(并非因为广东出现了“地方主义”，出现了“土改右倾”，这些罪名都是为了既定方针而必然要构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铸在给两广纵队重新宣布任命时就定下了。
而这时，叶剑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长。不知是何人指使还是叶本人想抢占广东山头，后来才有叶到广东之行。以叶剑英“一生大事不糊涂”，办事唯谨慎的性格来看，叶自己提出要回广东当还乡团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来提出了让自己老部下叶剑英回广东。周恩来自从到达延安后，原来分管的长江局、南方局逐渐被架空，而刘少奇依据华北局实力在中央地位逐渐上升的事实，是否使周恩来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盘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华南呢?
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
从现有材料来看，当时广东华南的大部分干部与周恩来有密切联系，广东“地方主义分子”大多都受过周恩来的深厚关怀。据曾生回忆，1949年3月，是周恩来通知他，“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又介绍他见毛主席，进行了一番长谈。而在北京，他又见了叶剑英，专门谈了解放两广的问题，叶专门借了一辆小车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同时全国成立五大军政委员会，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五大主席，也就相当历代开国皇帝对功臣大将的封侯，有人戏称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韩信淮阴侯。细考这五大侯王，高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扩张的野心;彭德怀、朱德与毛泽东长期貌合神离;饶漱石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刘的权力基础;刘伯承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曾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和周恩来关系密切;真正是毛泽东嫡系的，只有林彪。这种局面在当时中共中央几大山头毛、刘、周、朱来看，权力基础最弱的是周恩来。特别是刘伯承因与毛泽东不和调离西南任军事学院院长后，周的基础就更薄弱。
作为早年任过广东区委委员长(也就是广东一把手)、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这时可能就对有许多老部下的华南广东产生了兴趣。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直接提议叶剑英到华南广东去是否周恩来(周一向善于“引而不发”，让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积极支持叶回广东则是毫无疑义的。
如果说1949年开国之时，毛泽东囿于传统或迫于压力，采取了变相对功臣封侯划地的作法，但他很快看到了这一分封制的危险性，继“朝鲜战争”把彭德怀调离西北(所谓林彪称病不去朝鲜，很可能是毛泽东一计，让彭赴朝可谓一箭三雕：既拿回彭的诸侯大权，又可让美军消耗彭的嫡系部队，还可由此把各诸侯都调回京城控制)之后，又于1952年8月将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调进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险。但是这一调动所造成的权力新安排，则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体系新安排，但这种新安排就留下可以争夺的机会，各体系既可进一步纯化，亦可能让外系统渗透，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林彪的改组华南分局、改组广东、调叶倒方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排除周恩来的影响。而此时叶剑英被迫调走，与周恩来在中央权力相对削弱也大有关系。高岗进京后，不仅已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又让组织了“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周恩来的政务院失去了经济管理权，实际上只成为了外交、文化部长。在这样的劣势下，周恩来自然想帮叶剑英主持广东了。根据广东近年来大量的“反地方主义”资料史料披露，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几乎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
1、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
广东“地方主义”第一号人物冯白驹，因为坚守海南，领导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始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关怀的老部下，冯白驹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冯白驹先后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单独接见。周恩来听了冯白驹的工作汇报后，高度评价琼崖特委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紧紧抓住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根据地三项工作的正确性。
周恩来鼓励琼崖特委今后要紧紧依靠群众，更高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长期斗争以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33]1940年，当冯白驹与外来干部林李明发生矛盾时，周恩来亲自指示：“琼崖特委书记还是冯白驹同志当好”，使冯白驹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党政军一号人物。此后海南工作都是冯白驹派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如1946年8月，冯白驹亲自派庄田、罗文洪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34]周恩来专门要廖承志从香港给冯白驹弄来一部电话，以便联系。
1950年11月2日，冯白驹随叶剑英进京，周恩来亲自陪他向毛主席汇报。早在1939年5月，周恩来就对庄田说过：“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次又明确告诉毛主席，琼崖23年武装斗争红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着说：“陕北有刘志丹这面红旗不倒，南方就是琼崖有你冯白驹这面旗不倒。”
2、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广东工作后，就是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接见汇报工作的广东代表庄田说：“这次电告方方同志请你们来”，这说明那时方方就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也通过方方领导广东革命斗争。方方来广东是1946年1月，作为国、共、美三方监督停战协定的“三人委员会”的“方方少将”来粤时，对外称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北平军调处”中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战军调的是周恩来，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来领导叶剑英、叶剑英领导方方的历史机缘。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主管军调谈判，自然与方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叶剑英一起作为中央指定闽粤赣边代表团主席，这一安排，应当说是周恩来早已以南方局书记的权限，布置了在华南的最高领导干部。
3、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第三号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随彭湃，听说周恩来率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就专门到海陆丰去找周恩来，虽然未见到周恩来，却相遇了与周恩来一起起义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彭湃，开始了在周恩来指挥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牺牲后，古大存成为红十一军军长。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绍，转移到武汉法租界见到了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以及叶剑英。从此，古大存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开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为中共七大广东代表团团长到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当选七大中央侯补委员，应当与周恩来的推荐分不开。
而古大存与叶剑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叶剑英任师参谋长的粤军第二师负责战地宣传，这就更使他紧随叶剑英而与周恩来联系紧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东北工作时与林彪、高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虽然一度脱离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来。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后，周恩来便要本拟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古大存回广东辅佐叶剑英工作，据其秘书杨立回忆，古大存曾写信回家，告知周恩来已找他谈话，因他是广东早期党员，故华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广东工作。
而华南分局也就是叶剑英当家，叶一再劝古回粤，并做好了已在广东而久与古大存有意见的方方的工作。[36]从这一细节可见，当时叶、古回广东，皆是周恩来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来。
4、尹林平紧跟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第四号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广东省委军事部长的老南方局干部，从1936年起，他就往来于港粤之间，接受周恩来、廖承志的指挥。1941年12月7日，周恩来急电廖承志，要将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从香港抢救回大陆，令尹林平负责率部护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时任港九大队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员曾生严格遵照周恩来指示，圆满完成了任务。1942年7月，周恩来以中共南方局书记名义电令尹林平暂停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并于1943年担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东江纵队。
1945年3月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飞抵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在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3月18日，又参加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为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的阴谋。3月下旬，尹林平随周恩来秘密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此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挥了东纵北撤山东。
1947年1月，在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尹林平和方方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同时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开活动。[37]1949年5月，又根据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班子不变。1949年9月，叶剑英南下，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尹要平任分局委员。1967年，尹林平以“反军”、“为地方主义翻案”罪名，被黄永胜关进监狱长达6年。由于这些“广东地方主义首领”皆是与周恩来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来关怀过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海南澄迈县县长李定南，被称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会”，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来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老地下党员，几年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
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
所有的“广东地方主义头子”皆与周恩来亲密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实质上是林彪与周恩来的矛盾?不，更深一层看去，这个表面的“林、周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据前交通部部长曾生回忆，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又在八天后和中央机关一起进京，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介绍他见了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38]我很惭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
中共建政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39]
1、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应当说，曾生对毛泽东这次谈赵佗的深意，并未理解。其实毛泽东这番话，分明流露了对广东能否真正紧跟以毛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忧虑。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广东做官的赵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为王，毛又怎么能对战争年代并非由他直接领导的广东地方党放心呢?所以就在这次谈话后，陶铸就开始接收曾生部队并入四野了。曾生回忆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饶璜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二十四师驻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
我们派下去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40]从这一细节来看，由“四野”兼并两广纵队，接收华南分局，管理广东，早在广东1951年出现“和平土改”“右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这时一切尚在伏笔阶段而已，没有惊动周恩来、叶剑英对广东的部署。
事实上，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始终是与毛、周之间亲疏关系变化而进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么也就可以容许“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周、叶安排广东干部，一方面让林彪中南局去牵制广东，到得1952年8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权力扩张的担忧明确表示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义现象”时，广东的陶铸、赵紫阳也就大打出手，开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
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41]
其实，高、饶虽然错误地会计了形势，但是对毛泽东有意削弱周恩来的权力，对周不信任这一点并未判错，他们错判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上曾处于对立，周恩来曾位高毛泽东的情况看来，毛对周始终未能达到放心与完全信任的地步，这从后来文革中尽管周恩来立下汗马功劳，他也仍然选择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对周的不信任与防范是始终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这种不信任则出现一个高峰。
所以与北京削弱政务院权力相联贯，广东反地方主义，调走叶剑英、方方，降职古大存、冯白驹等功臣，皆与防范周恩来权力基础有关。由于叶剑英有周恩来的支持，林彪这个极懂战术的常胜元帅，从未正面出来处理广东反地方主义。他的意见，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铸、赵紫阳贯彻，或者由毛泽东直接拍板。毛泽东挺身而出亲自处理广东问题，不惜加剧与周、叶的隔阂，一方面是出于对亲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则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2、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古大存秘书杨立(八十年代任广东省副省长)回忆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42]
从这段史料来看，毛泽东处理广东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比撤销政务院党组要早几个月，可以推断，毛泽东采取了“去皮见骨”，首先把周恩来的地方权力体系给予摧毁，然后才直接动政务院。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掺砂子破坏其基础的老战术。后来处理刘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罗、陆、杨”;处理林彪，也是先整陈伯达，先南巡向各军区打招呼。当然，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把“高饶反党集团”处理后，为了显示团结，又重新重用了周恩来，把许多权力还给了周恩来。但是，对周恩来在军队、在地方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后，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高层人物中唯一没有地方势力的人。
3、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周恩来召见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43]
这里的“中央”指谁呢?显然是毛泽东。这一珍贵史料说明，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开始对周恩来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来召见陶铸消息后，竟要陶带枪以防不测，显然对周有高度戒备。也许，陶铸这时才深知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伤害了周恩来的权力基础。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86岁的任仲夷老人，与他就“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进行一段对话——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在海南的政绩，还说也要给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
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对了。(对于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当政时不热心彻底平反广东地方主义的细节，任仲夷也有记忆。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希望详细披露。)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任仲夷的这一“不应该再出现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又出现了新广东帮”传言的一种回击，是对“广东干部大换血”的一种质疑。由是观之，仅仅把“反广东地方主义”的源头追到毛泽东思想上，还不够，我们还得深入思考：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新权威(新核心)，而新权威必然要不断地开展新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才能生存——“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其实是一种体制性的必然悲剧。只要体制不变，它就必然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辽宁第10次印刷，页58。
[2][3][5][6][28][29][30][31][36][42][4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粤准印字第1185号)，页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凯、熊光甲主编《“““新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页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页566，564，565，566。
[33][34][35]吴之、贺朗《冯白驹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广东省珠江印刷厂印刷)，页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页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