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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研究员夫妻晚年的悲惨生活 真是没想到

——在孤独中 人的尊严也会丧失干净

李老今年七十岁,老伴儿六十八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李老的两个儿子,曾经是、如今也是他们老两口的骄傲。夫妇俩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继续深造,取得了高学历后,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于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而‌‌“功德圆满‌‌”,也是李老在接受我采访时,除了‌‌“理性‌‌”这个词以外,最喜欢说出的词语。

但是在我听来,这四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却并不尽是欣慰的情绪,相反,多多少少还有些自我劝慰式的唏嘘。

李老的表述,在我访问到的老人中最有特点,长期的科研思维,使得他的表述极富逻辑性,但又并不显得刻板机械,反而更有一种可信的抒情力量,已至结束采访后,我对他笑言:李老您具有诗人的气质。

李老哈哈大笑,说:科学本来就是有诗意的。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李老夫妇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有十年了。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两位老人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却越来越感受到了垂暮生命的重荷。

两位老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到了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李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老两口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老两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的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而且,另一个也势必会跟着累倒。

这种担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李老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老伴儿也想跟着急救车一同上医院,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邻居也是好心,担心老太太跟到医院去只会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

老伴儿留在了家里,可是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老太太理智地没有进行多余的挣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躺下后老太太就感觉到完全动弹不得了,整个身子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支配。

她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要完了。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时分,老太太的病情才渐渐缓和。她始终不敢动,更不敢睡着,她怕自己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也是喊来了120,后脚跟着前脚,把老太太也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的负担。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孩子们除了‌‌“北上广‌‌”,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目前在北京生活都算稳定,也都买了自己的房子,这样已经算是‌‌“功德圆满‌‌”的事了。但要说宽裕,却绝对算不上。两个孩子买的房子,都是一百五十平米左右,合计下来,这两套房就将近一千万了。

买完房子,他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一百五十平米上了。因为太不容易,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自私,但我和老伴儿都能够理解。按说一百五十平米,除了他们各自的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三十平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于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不能去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条阴影。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我们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这样都不可行。即便我们住在北京了,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还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的时候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对于暮年的生活,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设计。可现在看,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些。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我们在自己的老年,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可以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的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我们。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三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我们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是潇洒。因为彼此无扰,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十年,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

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垮得会这么快。年轻的时候做科研,玩命加班的时候太多,身体留下的亏欠很大,这一点,算是个变量,我们没有计划进去。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在我们的思想里,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只要付得起钱,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谁能想到,如今请保姆难,居然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三千元。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在心理上,我们认为价钱是高了些。老伴儿有些想不通,我还给她做了做思想工作。我说既然是市场化了,这个定价一定就是市场自我调节出来的,是被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通过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今老人对保姆的需求有多大,供不应求,所以才导致出了这样的价格。

你看,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三千块钱,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这个价格不能说没有一些扭曲。但这就是现实,我们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购买服务,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好不容易,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第一个小保姆被请进了家门。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吗?远远没有。

购买保姆的服务,这种交易方式,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商品那么简单。购买其他商品,基本上还有个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在里面,但购买家庭养老服务,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具体的矛盾我不想复述,总之,这个小保姆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远远和我们的预期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于是又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五百块钱。但是随着付出的价格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四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这里面没有不理性的因素,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更是个不可估算的变量,这一点,我们一厢情愿地没有计算在内。

发生在老伴儿身上的危险,让我知道了,现在身边有个人还是非常必要的,起码不会让我们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坐以待毙。上次老伴儿被救,是因为我们防患于未然,留了一把钥匙在邻居家里。邻居很负责任,我住院后,就担心我老伴儿一个人会有什么不测,一大早敲门问安,没人应门,这才开门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人。这种侥幸的事还敢再重演吗?不敢了。

现在我和老伴儿又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反正以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任何时候都够得上住院的条件。我想啊,也许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是功德圆满了。

——现在孩子们是什么想法呢?

孩子们当然很着急,可也只能劝我们再去请保姆。

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那份钱,根本体验不到这种买卖关系如今的混乱——不是你支付了金钱,就一定能够换来等值的服务。他们不知道,这种‌‌“等值‌‌”的要求,更多的还是指人的良心,是良心和良心之间的换算,可如今人的良心,是个最大的不确定值,最难以被估算和期待。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回来,并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这个事实,而且,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理性的看法。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还算比较克制,如果我也落泪,孩子们会感到震惊的。我从来没有在两个儿子面前掉过泪。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孩子们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是这次事情发生后,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绪变得空前浓厚。

我们俩的病床挨着,各自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牵住彼此的手,我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连护士看到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比初恋的情人还要亲密。

护士说得没错,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情重。这就是相依为命啊。我们手拉着手,各自还吊着液体,我觉得液体滴进我们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我还和老伴儿开玩笑,说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输进了双倍的药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们这次住院算是赚到了。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商量了一下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我们立刻考察了一下,有几家养老院还是不错的,比较正规,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毕竟是有那么一个机构,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有组织的管理。

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你要知道,老年人的状态决定了,在私密的空间里,相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们,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还提供家庭式公寓,就是一个小家庭的样式,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我们并不需要过集体生活,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当然,收费比较高,一个月我们两个人需要交纳六千块钱。这个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吃住、医疗保健都在里面。

入住手续我们已经办好了,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

去养老院,看来就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儿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情绪上不免就有些低落。收拾收拾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说一些过去的事情。

这套房子我们住得并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换的,也就住了十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如今就好像是人生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驿站了,从这个门走出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性格,而现代性,说到底是一个西方观念,所以,当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性的时候,独有的这种民族性格,就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撕裂感,格外沉重。

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这些日子突然想起的就总是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了。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这套房子里玩耍。实际上,我们搬进这套房子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在北京落户了。这种视觉上的位移,在物理学上也许都能找到符合科学的解释吧,就像海市蜃楼,我想也许不完全是个主观上的错觉。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部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储存了进去。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也会开始追忆自己的童年吧。

这也是给我们进养老院做的准备工作。

要离开家了,我和老伴儿想了想,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好像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你看我的手机,屏保就用的是两个儿子大学毕业时穿着学士袍的照片,我老伴儿的也一样,不过是这俩小子光屁股时的样子。

还有一个决定,应当算是我和老伴儿最后的决定了。这个决定我们谁都没有说,只是彼此心照不宣。那就是:

如果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就紧随其后,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以承受一个人的老年,一个离世,另一个绝对无法独活。那样实在太孤独了,在孤独中,人的尊严也会丧失干净。

我不认为这是不人道的,相反,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此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理性。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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