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陈永贵墓
陈永贵与胡耀邦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与胡耀邦主张的路线多次发生冲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此，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怒气，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虽然举了手，但心里并不舒服。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次会上陈永贵又与胡耀邦的见解发生了冲突。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陈永贵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这次会，也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他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不服输。他说，我们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宠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级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见报，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那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会知道：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昔阳，夕阳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主持中共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他还身兼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午8时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老陈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人们预感到：十几年的大寨经验，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孩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可陈永贵放下稿子说：“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代表们猛然听到这种提议不禁一愣，但立刻又心领神会，迅速站起来，低下了头。接着陈永贵又说：“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说话时陈永贵已经老泪纵横了。
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9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陈永贵回到昔阳才松了口。他说，“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
1979年，陈永贵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走上虎头山。这时的虎头山很静，往日涌动的参观人潮已经隐去。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陈永贵蹲下，点上了一支烟，对贾承柱说：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下台
1979年12月17日上午，在昔阳县革委会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午10点，李善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委的136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念完文件，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永贵，陈永贵无表情地扫了众人一眼说：“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陈永贵继续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随后刘树岗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并表示要照顾好老陈的生活。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实际上，陈永贵与刘树岗后来的关系搞得很僵，陈永贵认为刘树岗对昔阳和大寨否定得过份，骂刘树岗不是人，什么责任都往他身上推，悔恨自己没认下好劣人。
昔阳县的历史可追溯到2200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可是两千多年来，昔阳县最有影响的人物，最大的官，无疑要数陈永贵。那么陈永贵给昔阳留下了什么?
据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昔阳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另外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只好由昔阳农民的肚子来承担了。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2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1%。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3000人，平均70个人就摊得上一个。
新县委书记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到1981年12月，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被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这时的陈永贵虽然还没下台，但他周围的人却全变成了新人。一天，陈永贵忽然对他的长子陈明珠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吐嘴，咱也别等人家吐，咱写个申请吧。”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明珠就照陈永贵的意思写了一份短短的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秘书焦焕成把这份辞职书抄了一遍，交了上去。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的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等等。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参时非常生气，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香。使陈永贵更苦恼的还有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苦，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了。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1982年9月1日，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影。陈永贵在山西落选，连十二大代表也没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头衔自然也就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