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处以车裂，族人被诛。此为明末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2010年，大陆上映了一部叫《大秦帝国》的电视剧，在剧中，曾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被塑造成一个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个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个最终以身殉国的伟人。他的酷刑只因乱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为强秦政策得以实施；甚至最后，编剧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罔顾历史，选择了让他与恋人双双饮毒酒自尽，而非逃亡后被车裂的悲惨下场。而且，电视剧对商鞅的美化无所不用其极。凡是历史上记载与其处于对立面、反对其变法的人物，都成为了奸臣、草包。《大秦帝国》显然应该改为《戏说商鞅》。
而1996年排演的话剧《商鞅》2017年再度上演，话剧版本中的商鞅虽然没有如电视剧那般篡改历史，但同样把商鞅打造成“一个忠于国家，利于人民，打击权贵，为奴隶寻求解放的民族英雄”。话剧中，商鞅临被处死前还公开反抗天命，称“商君虽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败；商君虽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后，秦王朝一统天下！”这样的说辞当然是编者的自我想像和杜撰。
事实上，中共对商鞅的美化和吹捧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文革期间，商鞅就因其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份,在“批林批孔”中受到吹捧，文革后,又被作为改革者的鼻祖备受中共青睐。
文革时的吹捧
1971年“9·13”林彪事件，引爆了中共“批林批孔”运动。原因是在清查林彪住宅时，发现了儒家经典的语录片段。伴随着“批孔”，是对法家的吹捧，因为历史上法家曾批评过儒家，而历史上以“变法”而有名的秦国的商鞅被中共选中。
1974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钱光培的《读“商君书”》一文，文章介绍了《商君书》是如何批评儒家思想的，并运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以分析，称“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即商鞅和支持他的秦孝公为“革新派”，大夫甘龙和杜挚为“没落的顽固派”。
无疑，中共支持商鞅的主因是其“反古”的主张，而儒家是主张“法古”和“循礼”的。商鞅认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旧制度；只要能够利民，就不必遵守老规矩。而这很合中共反中华传统文化的胃口，看看中共1949年后的说辞就知道了。
文章还称，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在社会制度方面反对儒家所主张的恢复西周的井田制，而鼓励垦荒等。在刑罚方面，儒家主张“举逸民”，主张“刑不上大夫”，而商鞅则主张“刑无等级”。此外，商鞅还反对儒家的“孝悌”等仁义礼智信思想，并采取措施破坏原有的宗法制度。
综观通篇文章，都是对商鞅的褒扬，对儒家的批判。文章最后称，“商鞅的进步作用，还在于他宣传了唯物的、变革的思想”，称“只有对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清楚的认识儒家的真面目”。
同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谭一寰写的《商鞅的故事》一书，在《商鞅的历史地位》章节中，同样运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吹捧商鞅，称其所经历的斗争，“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云云。不过，文章表示，在肯定商鞅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地主阶级”的商鞅，也是剥削阶级，“不可避免的有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一面”。在中共看来，任何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着局限性，因为他们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书中还传递了这样的观点，即“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法家路线的胜利，也是商鞅的胜利”，但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三见秦孝公。他先是献上“帝道”、“王道”治国之法，但秦孝公都不感兴趣。商鞅遂再畅谈“霸道”的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听的如痴如醉，连续数日都毫无疲倦之感。
随即，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措施，并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并无必然联系。
商鞅非良臣开万世之恶法
对于商鞅的变法，历史上虽有北宋的王安石等人对其肯定，但其他多为负面评价，认为商鞅“刻薄”。事实上，商鞅之法，虽然有其实效上的优势，如鼓励耕战，取缔井田制等，但实则是杀鸡取卵，急功近利，存在不少弊端，而且对后世贻害无穷。
首先，商鞅明知推行“霸道”的后果，但却为推行自己的主张，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商鞅告诉引荐他的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而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
也就是说，商鞅早已预知秦国即使通过变法强大，但却不复拥有商周的文明成就，因为霸道必会葬送古代圣贤治国的正道教化。如此蒙蔽君心，非良臣所为。
其次，商鞅对于敢于反对变法之人，一概予以残酷打击，甚至轻罪重刑，绝不手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为杀鸡儆猴，竟然小题大做，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被处以刖刑（砍脚），一个被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推行十年后，“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新法的人，开始说新法的好话，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去鼻子）。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重刑（《史记·李斯列传》，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其结果是虽然使老百姓畏惧法律，但却不是出于正道教化，而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贪欲。
其三，商鞅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了一个以军功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强权社会，并高度推崇国家军事暴力，“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虽然有其功效，但却强化了人性中的逐利杀伐之恶，败坏教化，使后人谓秦人有“虎狼之心”，即有嗜杀的本性。然而，以仁德治国的秦穆公时的秦国人，却非如此。
其四，商鞅提出的告奸连坐制度，开创了株连的先河，乃是万世之恶法。人民由和谐共处、宽容忍让，而变的开始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互相揭发，极大破坏了淳朴善正的民风民俗。人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丰实，也无法安居乐业，惶惶不可终日。可以说，苏联、东欧共产社会和今日之中国连坐制度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五，商鞅变法中规定，根据军功大小进行授予爵位、田宅。商鞅为了取得军功，不惜背信弃义。他曾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希望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公子卬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就此被商鞅俘虏，扣为人质。全无防备的魏国，被秦军偷袭全歼，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凭借着欺诈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并得到商于之地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被称为“商君”。
而商鞅为达目地，不择手段的示范作用在军中不可小觑。
其六，商鞅当然知道自己推行的变法与圣王之道格格不入。为了排除干扰，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企图通过毁坏传统文化来达到愚民的目地，这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商鞅的下场
秦孝公死后，秦惠王即位，公子虔遂告发商鞅意欲谋反，商鞅走投无路而死，死后尸体被车裂不说，全家还被灭族。违背道义的商鞅得到这样的下场其实早有人预见。
与商鞅同时期的大臣赵良曾点化过商鞅，“你靠巴结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飞黄腾达。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著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
“你利用法律手段来排斥异己，对政敌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这不是执法，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
“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的欺凌他们。《诗经》说：‘老鼠都举止得体，这人却蛮横无礼，既然蛮横无礼，何不赶快断气。’根据《诗经》来看，这不是平安长寿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这几桩事，不是得人心的举措。”
“你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门。书上写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灭亡。’你现在处境危险的就像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还想延年益寿吗？”
“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
“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利益，要垄断所谓教化，要积蓄百姓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可以坐等灭亡的来到了！”
然而，位高权重的商鞅置若罔闻。果不其然，赵良之语在秦孝公死后得到了应验。
小结
商鞅变法虽然短期内使秦国经济、军事得到了发展，但却败坏了商周尚存的道德教化，视百姓如草芥，以苛刑为律法，这样以牺牲道德教化为代价的变法，是不值得吹捧和效仿的。而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也不喜商鞅之法，反而更重视韩非之法。是以今日中共电视剧、话剧过度吹捧商鞅应该是别有用心，因为中共就是一个违背道义之党，一个毁坏中华传统文化的党，一个追求自身利益、自私自利的党，其欣赏商鞅的根源即在于此。
